似被前缘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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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隋唐时代，随着宫廷燕乐（宴乐）的日渐成熟和臻于完美，导致与燕乐相伴而生的歌辞也愈加兴盛起来。燕乐，乃隋唐时代中原汉族俗乐与境外，尤其是西域，众多民族的俗乐（胡乐）融汇而成的新型的宫廷音乐，而这种歌辞，也就是后世称之为“曲子词”、“近体乐府”、“诗馀”、“长短句”的“词”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只是后来随着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化，曲子词也逐渐脱离了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以长短句的形式而自成一体，也有人将其视为诗的别体。词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词有定格，句有阕”因此要依照“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即所谓“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因此，制作曲子词须要“按谱填词”或曰：“倚声”、“填曲”、“填词”等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忆江南在调名（词牌）下就自注“和乐天春词，以忆江南曲拍为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标明“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隋唐时代，词本身就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舞蹈艺术，我们今天所说的“踏歌起舞”、“载歌载舞”、“且歌且舞”、“手舞足蹈”等等成语俗语，便是对此很直观、很形象、很具体的描述。随着宫廷歌舞表演艺术的民间化和普及化，许许多多赖此为生、以此为业的女乐倡优、歌伎舞女便从宫妓、御妓、官妓、营妓的专业化角色进而过渡到商女、歌姬、舞姬、侍妾、女奴、家伎、私妓、市妓的多元化个性身份，职业场所也随之从“女闾”、“教坊”逐渐转移至“烟花柳巷”、“勾栏瓦肆”、“秦楼楚馆”、“金粉秦淮”、“红灯青楼”在唐代，整个社会更是盛行一种“尚文好狎”的世风，诗仙李白曾有“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携妓东山去，青光半道催”的狂放不羁，诗圣杜甫曾有“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的怜香惜玉，诗魔白居易也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风流潇洒，诗人杜牧更是后来居上、独领风骚，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洒脱飘逸而青史留名。在两宋时代，诸如柳永、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晏几道、贺铸、周邦彦、秦观、辛弃疾、姜夔这样的政界名臣、文坛泰斗、诗人词家，他们既工于音律又擅长填词，与当时上层娱乐圈里的歌妓优伶更是保持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全方位涉入，遂使曲子词从通俗的“伶工词”演变到高雅的“文人词”这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而是以此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积淀与提升，更重要的是宋代盛行歌妓制度，文人士大夫与歌妓优伶的频繁接触完全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就曾指出，词不仅涉及燕乐“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与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的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而林语堂先生在论及文人墨客与歌妓优伶之间的关系时，更是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道德有害。绘画和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方面大有发展，因为她们不需要用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
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研究，在囊括近两万首宋词的全宋词中，涉及到乐舞资料的有六百多首。基于两宋时代擅长音乐歌舞的主要就是那些歌妓优伶，因此我们不妨概括地说，这六百多首宋词皆为歌妓词。据统计，在全宋词中，多达146次直接提到“妓”字，更遑论那些以“歌姬”、“谢娘”、“念奴”、“小蛮”、“樊素”、“秦娥”、“吴娃”、“玉人”等等而代称的字眼了。如上所述，宋词中不仅包含有诗人词家所创作的大量的、优秀的咏妓、赠妓、思妓的诗词，也有不少出自歌妓优伶之手的毫不逊于诗词巨臂之名作的歌妓词，尤为重要的是，歌妓优伶在词的继承、创作、演唱、完善、传播诸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妾是曲江临池柳”
由于歌妓制度是阶级社会中剥削制度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歌妓地位的双重性。一方面，她们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衣食无忧的奢糜安逸生活，与官宦臣僚、文人雅士们追欢逐笑、轻歌曼舞、推杯换盏、互为酬唱，勿须顾及礼教纲常、风俗习惯的桎梏约束，以致于令人发出“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的感慨。但另一方面，这种灯红酒绿、锦衣玉食、投怀送抱、男欢女爱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忧虑和悲哀，因为无论是官妓、家伎和私妓，都是官家与私人的附属物和娱乐工具，自己的命运全由他人所掌控，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去买卖、赠送、遗弃甚至生杀予夺。再者，依红偎翠、恩爱缠绵、巫山云雨过后，那种身寄漂萍、心无所归的孤独凄凉，那种红颜易老、青春易逝的忧戚惆怅，那种强颜作笑、迎来送往的悲哀无奈，都使她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了担忧和畏惧。“愁脸无红衣满尘，万家门户不容身”便是一代歌妓优伶的心酸写照。因此，她们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爱的追求与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被爱的资格和渴盼。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望江南便淋漓尽致地吐露了她们心中的凄苦与绝望：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妾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曲江，即曲江池，位于西安城区东南部，为隋唐时代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游赏胜地。这首词，是一位歌妓写给爱慕自己、渴求婚配的青年男子的。可见那男子阅世未深、心地纯净，激情燃烧之时，便向温柔娇媚的风尘歌妓挖心掏肺、直言表白甚而急切求婚。他初涉青楼，学会了眠花卧柳但没有学会逢场作戏，直把虚情假意、甜言蜜语当作真心诚意、海誓山盟。而这位流落烟花巷的歌妓比较理性沉稳，她深知这位男子为情所困时的所思所想，但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种卑怯的、无望的、悲伤的心理导致她在自哀自怜的同时也对男子诚言相劝。其实，这正是千千万万渴望摆脱苦海、求得新生、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歌妓们发自心底的呐喊！
周幼芳，南宋中叶人，美丽聪颖、性情温雅、腹有诗书，但出身寒门、身份低微。沦为台州（今浙江天台）营妓后，更名严蕊。宋代的营妓为地方官妓，因聚集于乐营教习歌舞而被称之为营妓。据说严蕊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同时博晓古今、行事义气，诗词歌赋皆有所长，词巧诗美，名闻遐迩，少年子弟慕名相访者络绎不绝。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台州知府唐与正（字仲友）为严蕊、王惠等四名歌妓落籍。落籍（或曰脱籍），旧时指妓女从良，注销其乐籍。随后，严蕊回返故里黄岩与母亲共同生活。同年，时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所在的永康学派与程朱理学多有龃龉，且与唐仲友一起做官的高文虎极力在朱熹面前诬陷他，朱熹便以“催税紧急，户口流移”以及种种贪墨克剥、不公不法的罪名先后连上六疏竭力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四状论及唐仲友与严蕊暗通款曲、私侍枕席、有伤风化，并严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羁押在台州和绍兴两地方。宋时规定“阃帅（地方军事长官）、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有此类现象发生，查实之后，不仅罪及官妓，官吏也要严加处分。严蕊在牢狱里几次三番惨遭鞭笞并被刑讯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但心志刚正的严蕊凛然相对、宁死不招，说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很快，此事朝野漫议，闻及孝宗。孝宗窃以为是“秀才争闲气”于是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飞后人岳霖（字商卿）出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因怜严蕊疾病缠身、羸弱不堪，遂判其无罪，脱籍从良、予以释放。此段奇闻异事在二刻拍案惊奇中以“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为题而加以生动地演绎。当官府问其归宿何处时，严蕊作卜算子相答：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严蕊在这首词中委婉地表述了衷曲：“我并非生性喜爱烟花生活，之所以沦落至此，也许是前世今生的因缘所致。正如庭前的花开花谢，其绽放与凋零都是由东君（太阳神或司春之神）来做主。落籍从良，由别人掌控，人老珠黄、铅华尽洗，也终有一天成为残花败柳；然而返归乐籍、重操旧业，也不是自己所能定夺的。但愿我能回归乡野、自由自在、山花满头，过着简朴而宁静的乡居生活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何处为归宿，也就不必劳神相问了。”
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旧时的歌妓流落风尘并非心甘情愿，她们几乎都是为生计所迫，还有一些人是因于被没入官籍或者上当受骗。她们也并不沉溺于那种风花雪月、迎来送往、倚门卖笑、受人玩弄的畸形生活，这对她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正如严蕊那样，她们都渴望早日脱离苦海，过上一种自由自在、恩爱温暖、平淡朴实的家庭生活。
另外还有两首词，是在官宴上歌舞侑酒时，严蕊为太守唐仲友所命而当筵赋就的。这在后来也成了他们二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终有枕席之欢的诬证。
其一：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其二：鹊桥仙？碧梧初坠
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初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
如梦令吟唱是红白桃花，乃桃花的繁多品种之一。宋代诗人邵雍曾写过一首二色桃的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这首词，既用“道是桃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别是东风情味”的红白桃花作出了自拟，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红白并妍、风韵独具、不同流俗、心自高洁的人品与情怀。
鹊桥仙描述的是七夕之夜，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讲的是梧叶飘零、桂香暗送、月色皎洁的七夕之夜，蜘蛛正忙于吐丝结网，而为牛郎织女在天河岸边搭建鹊桥的喜鹊却在偷懒。此时此刻，牛郎疲于耕作，织女倦于纺织，是不是牛郎织女之间山盟海誓不在、情感渐渐疏离了？这不空做了古今爱情佳话、恩爱夫妻的典范吗？也可能是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吧。虽说人间夫妻一别经年，定会朝思暮想、渴盼重逢的，可人家牛郎织女不过只是隔了一夜而已，哪有那么多的思念和牵挂啊！在这首词中，隐含了作者对爱情的失望和怀疑。是啊，身在风尘，日夜面对的是钱色交易、虚情假意、贪欢泄欲、逢场作戏，对于自己来说，真正的爱情已不“可望”更何谈“可及”也！
乐婉，南宋时杭州歌妓。据说她与一位姓施的酒监两情绸缪、心心相印、相亲相爱，几欲谈婚论嫁、比翼双飞。酒监，乃宋代监督酿酒及管理酒务的官员。但后来施酒监因公务奉调离杭，又因诸多严律苛令、陈规陋习的牵绊，使他无法将乐婉脱籍从良并与之携手远走、共筑爱巢。别筵离歌中，施酒监恋恋不舍、悲情难禁、唏嘘落泪。于是，和着依依惜别的泪水，他在酒宴杯前赋就卜算子一首赠与乐婉。其词曰：
相逢情便深，恨不能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栏，满泪围芳草。
在这首词中，施酒监一方面表述了他对意中人的情有独钟、爱意深长、难割难舍，一方面表述了他“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悔意，一方面也表述了天不遂人愿、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无奈与悲伤。
见此情形，乐婉也悲从中来、柔肠寸断，相依相恋的情人将要离开自己、远走他乡，而自己又不能相伴相随、朝夕厮守，而此一别，不是暂离小别，而是今生今世只能相逢在梦中，这无疑就是生离死别啊！故此，悲戚哀恸之下，她也唱和一首卜算子赠答施酒监。其词曰：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这首词的大意是：
与君惜别，萦绕心头的千思万念，会像无边无际的东海那样幽深难测，而如胶似漆、柔情蜜意的忆中往事，也会随郎君远走天涯。纵然洒泪如雨，也难留住你渐行渐远的身影。此时此刻，我已是肝肠寸断、撕心裂肺。从今以后，我知道我们无缘再见，真想慧剑斩情丝，忘掉昔日的恩爱缠绵，但此情刻骨铭心，真的令人难却难了。只恨天不遂人愿，有情人终难成眷属。也或许我们前世真的无缘？既无前缘，今生今世难以相伴，那么我们就重修来世吧。来世，我们结为连理，同心百年，共效于飞之乐。
品读全词，尺幅之间，包容了万千情愫。一位情深意厚、情感真挚、刚柔兼济的古代女子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眼前。以“泪滴千千万万行”之人，以“斩不断，理还乱”之情，以“要见无因见，拼了终难拼”之苦，在生离死别之际，以飞瀑直下、奔流不息之势，酣畅淋漓地倾吐了隐藏在心中的千千情结。一位近千年之前的风尘女子，能有这番矢志不移、生死不渝之气节情分，的确令人感动至深、拍案激赏！
在我国的隋唐时代，随着宫廷燕乐（宴乐）的日渐成熟和臻于完美，导致与燕乐相伴而生的歌辞也愈加兴盛起来。燕乐，乃隋唐时代中原汉族俗乐与境外，尤其是西域，众多民族的俗乐（胡乐）融汇而成的新型的宫廷音乐，而这种歌辞，也就是后世称之为“曲子词”、“近体乐府”、“诗馀”、“长短句”的“词”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只是后来随着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化，曲子词也逐渐脱离了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以长短句的形式而自成一体，也有人将其视为诗的别体。词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词有定格，句有阕”因此要依照“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即所谓“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因此，制作曲子词须要“按谱填词”或曰：“倚声”、“填曲”、“填词”等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忆江南在调名（词牌）下就自注“和乐天春词，以忆江南曲拍为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标明“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隋唐时代，词本身就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舞蹈艺术，我们今天所说的“踏歌起舞”、“载歌载舞”、“且歌且舞”、“手舞足蹈”等等成语俗语，便是对此很直观、很形象、很具体的描述。随着宫廷歌舞表演艺术的民间化和普及化，许许多多赖此为生、以此为业的女乐倡优、歌伎舞女便从宫妓、御妓、官妓、营妓的专业化角色进而过渡到商女、歌姬、舞姬、侍妾、女奴、家伎、私妓、市妓的多元化个性身份，职业场所也随之从“女闾”、“教坊”逐渐转移至“烟花柳巷”、“勾栏瓦肆”、“秦楼楚馆”、“金粉秦淮”、“红灯青楼”在唐代，整个社会更是盛行一种“尚文好狎”的世风，诗仙李白曾有“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携妓东山去，青光半道催”的狂放不羁，诗圣杜甫曾有“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的怜香惜玉，诗魔白居易也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风流潇洒，诗人杜牧更是后来居上、独领风骚，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洒脱飘逸而青史留名。在两宋时代，诸如柳永、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晏几道、贺铸、周邦彦、秦观、辛弃疾、姜夔这样的政界名臣、文坛泰斗、诗人词家，他们既工于音律又擅长填词，与当时上层娱乐圈里的歌妓优伶更是保持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全方位涉入，遂使曲子词从通俗的“伶工词”演变到高雅的“文人词”这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而是以此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积淀与提升，更重要的是宋代盛行歌妓制度，文人士大夫与歌妓优伶的频繁接触完全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就曾指出，词不仅涉及燕乐“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与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的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而林语堂先生在论及文人墨客与歌妓优伶之间的关系时，更是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道德有害。绘画和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方面大有发展，因为她们不需要用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
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研究，在囊括近两万首宋词的全宋词中，涉及到乐舞资料的有六百多首。基于两宋时代擅长音乐歌舞的主要就是那些歌妓优伶，因此我们不妨概括地说，这六百多首宋词皆为歌妓词。据统计，在全宋词中，多达146次直接提到“妓”字，更遑论那些以“歌姬”、“谢娘”、“念奴”、“小蛮”、“樊素”、“秦娥”、“吴娃”、“玉人”等等而代称的字眼了。如上所述，宋词中不仅包含有诗人词家所创作的大量的、优秀的咏妓、赠妓、思妓的诗词，也有不少出自歌妓优伶之手的毫不逊于诗词巨臂之名作的歌妓词，尤为重要的是，歌妓优伶在词的继承、创作、演唱、完善、传播诸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妾是曲江临池柳”
由于歌妓制度是阶级社会中剥削制度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歌妓地位的双重性。一方面，她们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衣食无忧的奢糜安逸生活，与官宦臣僚、文人雅士们追欢逐笑、轻歌曼舞、推杯换盏、互为酬唱，勿须顾及礼教纲常、风俗习惯的桎梏约束，以致于令人发出“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的感慨。但另一方面，这种灯红酒绿、锦衣玉食、投怀送抱、男欢女爱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忧虑和悲哀，因为无论是官妓、家伎和私妓，都是官家与私人的附属物和娱乐工具，自己的命运全由他人所掌控，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去买卖、赠送、遗弃甚至生杀予夺。再者，依红偎翠、恩爱缠绵、巫山云雨过后，那种身寄漂萍、心无所归的孤独凄凉，那种红颜易老、青春易逝的忧戚惆怅，那种强颜作笑、迎来送往的悲哀无奈，都使她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了担忧和畏惧。“愁脸无红衣满尘，万家门户不容身”便是一代歌妓优伶的心酸写照。因此，她们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爱的追求与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被爱的资格和渴盼。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望江南便淋漓尽致地吐露了她们心中的凄苦与绝望：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妾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曲江，即曲江池，位于西安城区东南部，为隋唐时代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游赏胜地。这首词，是一位歌妓写给爱慕自己、渴求婚配的青年男子的。可见那男子阅世未深、心地纯净，激情燃烧之时，便向温柔娇媚的风尘歌妓挖心掏肺、直言表白甚而急切求婚。他初涉青楼，学会了眠花卧柳但没有学会逢场作戏，直把虚情假意、甜言蜜语当作真心诚意、海誓山盟。而这位流落烟花巷的歌妓比较理性沉稳，她深知这位男子为情所困时的所思所想，但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种卑怯的、无望的、悲伤的心理导致她在自哀自怜的同时也对男子诚言相劝。其实，这正是千千万万渴望摆脱苦海、求得新生、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歌妓们发自心底的呐喊！
周幼芳，南宋中叶人，美丽聪颖、性情温雅、腹有诗书，但出身寒门、身份低微。沦为台州（今浙江天台）营妓后，更名严蕊。宋代的营妓为地方官妓，因聚集于乐营教习歌舞而被称之为营妓。据说严蕊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同时博晓古今、行事义气，诗词歌赋皆有所长，词巧诗美，名闻遐迩，少年子弟慕名相访者络绎不绝。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台州知府唐与正（字仲友）为严蕊、王惠等四名歌妓落籍。落籍（或曰脱籍），旧时指妓女从良，注销其乐籍。随后，严蕊回返故里黄岩与母亲共同生活。同年，时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所在的永康学派与程朱理学多有龃龉，且与唐仲友一起做官的高文虎极力在朱熹面前诬陷他，朱熹便以“催税紧急，户口流移”以及种种贪墨克剥、不公不法的罪名先后连上六疏竭力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四状论及唐仲友与严蕊暗通款曲、私侍枕席、有伤风化，并严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羁押在台州和绍兴两地方。宋时规定“阃帅（地方军事长官）、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有此类现象发生，查实之后，不仅罪及官妓，官吏也要严加处分。严蕊在牢狱里几次三番惨遭鞭笞并被刑讯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但心志刚正的严蕊凛然相对、宁死不招，说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很快，此事朝野漫议，闻及孝宗。孝宗窃以为是“秀才争闲气”于是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飞后人岳霖（字商卿）出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因怜严蕊疾病缠身、羸弱不堪，遂判其无罪，脱籍从良、予以释放。此段奇闻异事在二刻拍案惊奇中以“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为题而加以生动地演绎。当官府问其归宿何处时，严蕊作卜算子相答：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严蕊在这首词中委婉地表述了衷曲：“我并非生性喜爱烟花生活，之所以沦落至此，也许是前世今生的因缘所致。正如庭前的花开花谢，其绽放与凋零都是由东君（太阳神或司春之神）来做主。落籍从良，由别人掌控，人老珠黄、铅华尽洗，也终有一天成为残花败柳；然而返归乐籍、重操旧业，也不是自己所能定夺的。但愿我能回归乡野、自由自在、山花满头，过着简朴而宁静的乡居生活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何处为归宿，也就不必劳神相问了。”
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旧时的歌妓流落风尘并非心甘情愿，她们几乎都是为生计所迫，还有一些人是因于被没入官籍或者上当受骗。她们也并不沉溺于那种风花雪月、迎来送往、倚门卖笑、受人玩弄的畸形生活，这对她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正如严蕊那样，她们都渴望早日脱离苦海，过上一种自由自在、恩爱温暖、平淡朴实的家庭生活。
另外还有两首词，是在官宴上歌舞侑酒时，严蕊为太守唐仲友所命而当筵赋就的。这在后来也成了他们二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终有枕席之欢的诬证。
其一：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其二：鹊桥仙？碧梧初坠
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初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
如梦令吟唱是红白桃花，乃桃花的繁多品种之一。宋代诗人邵雍曾写过一首二色桃的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这首词，既用“道是桃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别是东风情味”的红白桃花作出了自拟，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红白并妍、风韵独具、不同流俗、心自高洁的人品与情怀。
鹊桥仙描述的是七夕之夜，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讲的是梧叶飘零、桂香暗送、月色皎洁的七夕之夜，蜘蛛正忙于吐丝结网，而为牛郎织女在天河岸边搭建鹊桥的喜鹊却在偷懒。此时此刻，牛郎疲于耕作，织女倦于纺织，是不是牛郎织女之间山盟海誓不在、情感渐渐疏离了？这不空做了古今爱情佳话、恩爱夫妻的典范吗？也可能是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吧。虽说人间夫妻一别经年，定会朝思暮想、渴盼重逢的，可人家牛郎织女不过只是隔了一夜而已，哪有那么多的思念和牵挂啊！在这首词中，隐含了作者对爱情的失望和怀疑。是啊，身在风尘，日夜面对的是钱色交易、虚情假意、贪欢泄欲、逢场作戏，对于自己来说，真正的爱情已不“可望”更何谈“可及”也！
乐婉，南宋时杭州歌妓。据说她与一位姓施的酒监两情绸缪、心心相印、相亲相爱，几欲谈婚论嫁、比翼双飞。酒监，乃宋代监督酿酒及管理酒务的官员。但后来施酒监因公务奉调离杭，又因诸多严律苛令、陈规陋习的牵绊，使他无法将乐婉脱籍从良并与之携手远走、共筑爱巢。别筵离歌中，施酒监恋恋不舍、悲情难禁、唏嘘落泪。于是，和着依依惜别的泪水，他在酒宴杯前赋就卜算子一首赠与乐婉。其词曰：
相逢情便深，恨不能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栏，满泪围芳草。
在这首词中，施酒监一方面表述了他对意中人的情有独钟、爱意深长、难割难舍，一方面表述了他“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悔意，一方面也表述了天不遂人愿、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无奈与悲伤。
见此情形，乐婉也悲从中来、柔肠寸断，相依相恋的情人将要离开自己、远走他乡，而自己又不能相伴相随、朝夕厮守，而此一别，不是暂离小别，而是今生今世只能相逢在梦中，这无疑就是生离死别啊！故此，悲戚哀恸之下，她也唱和一首卜算子赠答施酒监。其词曰：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这首词的大意是：
与君惜别，萦绕心头的千思万念，会像无边无际的东海那样幽深难测，而如胶似漆、柔情蜜意的忆中往事，也会随郎君远走天涯。纵然洒泪如雨，也难留住你渐行渐远的身影。此时此刻，我已是肝肠寸断、撕心裂肺。从今以后，我知道我们无缘再见，真想慧剑斩情丝，忘掉昔日的恩爱缠绵，但此情刻骨铭心，真的令人难却难了。只恨天不遂人愿，有情人终难成眷属。也或许我们前世真的无缘？既无前缘，今生今世难以相伴，那么我们就重修来世吧。来世，我们结为连理，同心百年，共效于飞之乐。
品读全词，尺幅之间，包容了万千情愫。一位情深意厚、情感真挚、刚柔兼济的古代女子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眼前。以“泪滴千千万万行”之人，以“斩不断，理还乱”之情，以“要见无因见，拼了终难拼”之苦，在生离死别之际，以飞瀑直下、奔流不息之势，酣畅淋漓地倾吐了隐藏在心中的千千情结。一位近千年之前的风尘女子，能有这番矢志不移、生死不渝之气节情分，的确令人感动至深、拍案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