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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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2005年3月17日复测珠穆朗玛峰高度，无疑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担任此次珠峰复测任务的副总指挥——陈永军，是一位将门之子，他的父亲是现任国家测绘局局长（副部级）的陈邦柱。
陈永军和国测一大队
陈永军，生于1970年，1991年进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大队，任技术员，从事地形测量；1994年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进修；1997年调至国测一大队精密工程测量队任副中队长、中队长；2003年任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
国测一大队组建于1954年，由地质部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的大地测量队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支为国家基础测绘建立高精度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专业队伍，1991年4月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并被授予“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2003年12月被国家测绘局授予“发扬传统、再创辉煌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是全国测绘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是全国测绘行业的光荣和骄傲。
国测一大队的队员，到过最高的地方是珠穆朗玛峰的天险北坳，海拔7050米；到过最低的地方是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到过最热的地方温度达摄氏50多度，挂在帐篷里的皮带金属环会烫伤人；到过最冷的地方温度达摄氏零下40多度，滴水成冰；到过最远的地方是距离北京近2万公里的南极长城站。身背仪器装备徒步行走的路程可绕地球赤道将近2000圈。建队50年来，先后有36名正式职工和10名临时工以身殉职。
强将手下无弱兵
陈永军副总指挥，在这次的珠峰测量中主要负责整个珠峰地区辐射500公里范围内的监测点测量、珠峰交会测量等，基本上是负责整个外业测量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此次全球定位系统控制网所选的是网络监测点，大多数都在板块上，海拔基本上都在5000米左右。特别是在藏北无人区可可西里上面的控制点，可可西里海拔是4000多米，控制点布设在5000多米。
四月中旬到五月份可可西里，冰天雪地，气候很冷、而且非常恶劣。这里没有植被，空气中含氧量非常少，只有正常水平的30％不到，人上去以后高原反应就特别剧烈。由于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再加上空气非常干燥，对呼吸道损伤非常大。就在那个时候，测量队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咳嗽，不咳嗽反而是不正常的。后来，咳嗽一直蔓延到整个珠峰测量的大本营，到所有的珠峰科考人员。同时，因为缺氧，鼻子已经不起作用了，只能用嘴呼吸了，有队员就开玩笑说鼻子就是用来流鼻涕的，因为太冷，鼻涕流下来甚至变成长长的冰柱。这里见不到一个人，每天看到的只有动物，如野驴、黄羊等。
陈永军所带的队伍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60-70%都是第一次进藏，有23-26岁的小伙子。全球定位系统监测网测量工作从格尔木开始，翻过唐古拉山到安多。那些年轻职工因高原反应都站不起来了，在帐篷里就像发呆一样，吐得衣服上都是，人就是动不了了。陈永军路过每一个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点，都去看他们。其中有两个小伙子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眼睛没神，胆汁、胃酸都吐出来了，只能喝一点儿葡萄糖，人已经不行了，但也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队员中还有两个体重在200斤左右，身高一米八几的胖小伙，因为耗氧量大，所以上高山的时候，每上十米都要在地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气都喘不过来，爬到控制点点上，起码要先在地上躺20分钟才能爬起来开始工作，但是他们也什么都没说，还是一直干。他们的敬业精神甚至感动了中央电视台的随行采访记者。
测量队员们的呼吸道几乎全部受伤了，咳得整夜都睡不着；极度缺乏维生素，嘴唇都烂得裂开到了鼻子，就像兔唇一样外部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这批年轻的队员，他们没有怨言，工作的时候谁都不含糊。从（珠峰）上面下来，每个人体重都会减轻，我回来之后体重掉了22斤，有两个最胖的小伙子，体重掉了40斤。就在陈永军临走的那一天，队员们都下来送他，陈永军问大家有什么感受，队员们都说挺好的，如果明年有任务，该上的还是要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永军团队中的这样四个小伙子，他们在海拔6500米的地方前后累计生活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下来一次就有19公里多，下来要走一天，上去要走两天，一来一回要三天多时间，所以他们上去之后基本就没有下来过。到最后陈永军上到6500米营地看望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体能基本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只有任秀波体能还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陈永军就对他们说：“安全第一，尽力而为，能上去多少就上去多少。”最后，任秀波将重力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创造了一个重力测量的新记录。
陈永军带领的测量队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外部艰苦的自然环境。当时在措勤，晚上陈永军和队员们都睡在汽车上，用瓶装矿泉水铺了一个大大的床，睡在上面是冰凉冰凉的。第二天所有的矿泉水瓶都冻成了冰疙瘩，想用它来做饭，在太阳下晒了4个小时，仍是一滴水都没有，最后只有用刀割开将整块冰扔到锅里。就从那开始，陈永军就一直咳嗽，吃了很多药，一点儿用都没有。
这次珠峰高度测量也不亚于1975年那一次
这次陈永军的测量队装备的设备仪器都是国际顶尖产品，例如徕卡的2003全站仪。虽然仪器先进了，但是重量也增加了，仪器还是要靠人背上测量点去。这对于珠峰测量队员来说也轻松不了多少。现代的电子仪器，没有电，什么也干不成。可在那种寒冷环境中，一块电池只能用一到两个小时，再好的仪器电池也不行，电池功效的20%都到不了。如果珠峰成功登顶的话，必须要取得连续测量，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增加了一份工作，就是在离测站点不远的地方还要放一个发电机，而且要求每天间隔四个小时就要上去取电池回来充电。所有的这一切，对于陈永军等组织者，都必须全面地考虑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次的珠峰测量一点也不亚于1975年那一次。
陈永军的一点遗憾
陈永军对此次测量队没有最后登上珠峰有点儿遗憾。但是他认为，这一次珠峰测量总体还是很成功的，重力测量测到7790（米），陈永军的测量队员也上到7000米以上。同时，对八名登山队员的培训也很成功，因为，那八名登山队员是陈永军队伍里的成员。在高山上对他们进行培训，也是测量队的工作。正是因为这八名登山队员经过了培训，才圆满地完成预定任务。陈永军认为，测量队如果能冲顶固然是非常完美的，但是这也不能强求。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意外，那对于测绘系统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污点。珠峰一直在那里，但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另外，没能最后登顶还有很多诸如天气、统一指挥要求等客观情况，测绘系统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如果不能和一线的测量队员并肩作战，你就不会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因此，在6500米的那几个（交会点）测站，陈永军全部跑过至少两遍以上。有一次，因为登顶测量需要的觇标底下那个冰锥断了，情况十分紧急，当时陈永军到营地里好多人都睡在那里，感觉大家好像体力都不行，陈永军决定亲自把冰锥送到6500米测站点上。他从当天下午的两点钟一直走到夜里的十一点钟，真正用了9个小时，行程16公里。当时陈永军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冰锥送上去！因为不知道测站上的测量队员是明天登峰，还是后天登峰，如果没有冰锥，觇标就没有办法在珠峰上面固定。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有一天雪很大，天气特别寒冷，氧气又少。陈永军领着队员们测导线，当测到5800米高度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回吧。陈永军说：“大家出来是干嘛的，活干3个小时就想回去，那我们的任务岂不是要干到下半年不成？要回？你们回！我不回！”大家听了，谁都不敢再说回去的话。最后咬咬牙，还是上去了，上到了6500米高度，一个团队就得要有这样的精神。
从不把自己当作领导
陈永军从不把自己当作领导。他从二十一岁参加工作，一直没有脱离生产一线，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他先是被提拔到中队长岗位，然后又到副大队长职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艰苦的野外工作环境，所以他与职工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任何隔阂。职工在陈永军面前说话也很放松、随便，职工有什么难事，真正解决不了的，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
1997年以后，陈永军担任中队长期间，所承揽的任务都是一些国家大型的工程，正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容不得半点马虎。这就要求测量人员在技术上、工作上都非常敬业，工程紧张的时候，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需要连续作战，连续几天都不能睡觉是常有的事。也有可能在某一个工程紧张的时候，一天要赶6、7公里的路程。如由他承担完成的苏通大桥测量方案设计。当时有一个6公里的二等跨江水准，要达到标准规定的精度要求，常规的方法就不行了，需要进行特殊的技术设计。他白天与职工一起出去测数据，晚上分析数据，进行设计，包括各个限差、各个步骤。因为工期紧，精度高，他一连7天没有睡觉，当时感觉整个身体就要崩溃了。后来工程结束了，开会时所有人都不说话了，都在听他作报告，这个时候自尊心和自信心马上就起来了。测绘工作是靠敬业精神吸引你不断地做下去。
优越的家庭环境对自己是一种约束
有的人是在铺满荆棘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有的人则是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走向成功。人们都认为陈永军出生于高干家庭，他的成功道路肯定是铺满了鲜花。而陈永军这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父亲的影响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多了一种约束，什么事情他只能做到别人前头。他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自己的观点，假如你我两个人同在大本营，你的身体状态又比我好，现在需要有一个人上到6500米高度。如果是我一个普通人，你上了我没上，那么别人就会说应该；但因为我是领导的儿子就不行了，人家可能就会说他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他就可以不上去嘛。所以说，这实际上对于陈永军来说，在某些事情上很难处理，带来很大的压力。陈永军在干外业和做技术处理的时候，总是冲在第一个，很多事情咬着牙也要顶下来。在这次送冰锥的时候也一样，走到6300多米的时候，他每走10米，都要歇半分钟到一分钟，腿已经没有感觉了，只是机械地往上走。在那种情况如果你不上去，可能别人就会说你，这实际上并不是很公平。
陈永军认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就像脑袋上撑着一棵很大的树，但具体这棵树能不能乘凉，谁都不知道，反正大家就是觉得你是乘凉了。
面对随珠峰测量而来的荣誉，面对所有的一切，陈永军只是平淡的一句“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如果关键时候还需要我上，我还会上的”
引子
2005年3月17日复测珠穆朗玛峰高度，无疑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担任此次珠峰复测任务的副总指挥——陈永军，是一位将门之子，他的父亲是现任国家测绘局局长（副部级）的陈邦柱。
陈永军和国测一大队
陈永军，生于1970年，1991年进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大队，任技术员，从事地形测量；1994年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进修；1997年调至国测一大队精密工程测量队任副中队长、中队长；2003年任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
国测一大队组建于1954年，由地质部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的大地测量队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支为国家基础测绘建立高精度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专业队伍，1991年4月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并被授予“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2003年12月被国家测绘局授予“发扬传统、再创辉煌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是全国测绘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是全国测绘行业的光荣和骄傲。
国测一大队的队员，到过最高的地方是珠穆朗玛峰的天险北坳，海拔7050米；到过最低的地方是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到过最热的地方温度达摄氏50多度，挂在帐篷里的皮带金属环会烫伤人；到过最冷的地方温度达摄氏零下40多度，滴水成冰；到过最远的地方是距离北京近2万公里的南极长城站。身背仪器装备徒步行走的路程可绕地球赤道将近2000圈。建队50年来，先后有36名正式职工和10名临时工以身殉职。
强将手下无弱兵
陈永军副总指挥，在这次的珠峰测量中主要负责整个珠峰地区辐射500公里范围内的监测点测量、珠峰交会测量等，基本上是负责整个外业测量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此次全球定位系统控制网所选的是网络监测点，大多数都在板块上，海拔基本上都在5000米左右。特别是在藏北无人区可可西里上面的控制点，可可西里海拔是4000多米，控制点布设在5000多米。
四月中旬到五月份可可西里，冰天雪地，气候很冷、而且非常恶劣。这里没有植被，空气中含氧量非常少，只有正常水平的30％不到，人上去以后高原反应就特别剧烈。由于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再加上空气非常干燥，对呼吸道损伤非常大。就在那个时候，测量队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咳嗽，不咳嗽反而是不正常的。后来，咳嗽一直蔓延到整个珠峰测量的大本营，到所有的珠峰科考人员。同时，因为缺氧，鼻子已经不起作用了，只能用嘴呼吸了，有队员就开玩笑说鼻子就是用来流鼻涕的，因为太冷，鼻涕流下来甚至变成长长的冰柱。这里见不到一个人，每天看到的只有动物，如野驴、黄羊等。
陈永军所带的队伍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60-70%都是第一次进藏，有23-26岁的小伙子。全球定位系统监测网测量工作从格尔木开始，翻过唐古拉山到安多。那些年轻职工因高原反应都站不起来了，在帐篷里就像发呆一样，吐得衣服上都是，人就是动不了了。陈永军路过每一个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点，都去看他们。其中有两个小伙子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眼睛没神，胆汁、胃酸都吐出来了，只能喝一点儿葡萄糖，人已经不行了，但也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队员中还有两个体重在200斤左右，身高一米八几的胖小伙，因为耗氧量大，所以上高山的时候，每上十米都要在地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气都喘不过来，爬到控制点点上，起码要先在地上躺20分钟才能爬起来开始工作，但是他们也什么都没说，还是一直干。他们的敬业精神甚至感动了中央电视台的随行采访记者。
测量队员们的呼吸道几乎全部受伤了，咳得整夜都睡不着；极度缺乏维生素，嘴唇都烂得裂开到了鼻子，就像兔唇一样外部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这批年轻的队员，他们没有怨言，工作的时候谁都不含糊。从（珠峰）上面下来，每个人体重都会减轻，我回来之后体重掉了22斤，有两个最胖的小伙子，体重掉了40斤。就在陈永军临走的那一天，队员们都下来送他，陈永军问大家有什么感受，队员们都说挺好的，如果明年有任务，该上的还是要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永军团队中的这样四个小伙子，他们在海拔6500米的地方前后累计生活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下来一次就有19公里多，下来要走一天，上去要走两天，一来一回要三天多时间，所以他们上去之后基本就没有下来过。到最后陈永军上到6500米营地看望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体能基本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只有任秀波体能还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陈永军就对他们说：“安全第一，尽力而为，能上去多少就上去多少。”最后，任秀波将重力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创造了一个重力测量的新记录。
陈永军带领的测量队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外部艰苦的自然环境。当时在措勤，晚上陈永军和队员们都睡在汽车上，用瓶装矿泉水铺了一个大大的床，睡在上面是冰凉冰凉的。第二天所有的矿泉水瓶都冻成了冰疙瘩，想用它来做饭，在太阳下晒了4个小时，仍是一滴水都没有，最后只有用刀割开将整块冰扔到锅里。就从那开始，陈永军就一直咳嗽，吃了很多药，一点儿用都没有。
这次珠峰高度测量也不亚于1975年那一次
这次陈永军的测量队装备的设备仪器都是国际顶尖产品，例如徕卡的2003全站仪。虽然仪器先进了，但是重量也增加了，仪器还是要靠人背上测量点去。这对于珠峰测量队员来说也轻松不了多少。现代的电子仪器，没有电，什么也干不成。可在那种寒冷环境中，一块电池只能用一到两个小时，再好的仪器电池也不行，电池功效的20%都到不了。如果珠峰成功登顶的话，必须要取得连续测量，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增加了一份工作，就是在离测站点不远的地方还要放一个发电机，而且要求每天间隔四个小时就要上去取电池回来充电。所有的这一切，对于陈永军等组织者，都必须全面地考虑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次的珠峰测量一点也不亚于1975年那一次。
陈永军的一点遗憾
陈永军对此次测量队没有最后登上珠峰有点儿遗憾。但是他认为，这一次珠峰测量总体还是很成功的，重力测量测到7790（米），陈永军的测量队员也上到7000米以上。同时，对八名登山队员的培训也很成功，因为，那八名登山队员是陈永军队伍里的成员。在高山上对他们进行培训，也是测量队的工作。正是因为这八名登山队员经过了培训，才圆满地完成预定任务。陈永军认为，测量队如果能冲顶固然是非常完美的，但是这也不能强求。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意外，那对于测绘系统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污点。珠峰一直在那里，但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另外，没能最后登顶还有很多诸如天气、统一指挥要求等客观情况，测绘系统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如果不能和一线的测量队员并肩作战，你就不会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因此，在6500米的那几个（交会点）测站，陈永军全部跑过至少两遍以上。有一次，因为登顶测量需要的觇标底下那个冰锥断了，情况十分紧急，当时陈永军到营地里好多人都睡在那里，感觉大家好像体力都不行，陈永军决定亲自把冰锥送到6500米测站点上。他从当天下午的两点钟一直走到夜里的十一点钟，真正用了9个小时，行程16公里。当时陈永军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冰锥送上去！因为不知道测站上的测量队员是明天登峰，还是后天登峰，如果没有冰锥，觇标就没有办法在珠峰上面固定。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有一天雪很大，天气特别寒冷，氧气又少。陈永军领着队员们测导线，当测到5800米高度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回吧。陈永军说：“大家出来是干嘛的，活干3个小时就想回去，那我们的任务岂不是要干到下半年不成？要回？你们回！我不回！”大家听了，谁都不敢再说回去的话。最后咬咬牙，还是上去了，上到了6500米高度，一个团队就得要有这样的精神。
从不把自己当作领导
陈永军从不把自己当作领导。他从二十一岁参加工作，一直没有脱离生产一线，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他先是被提拔到中队长岗位，然后又到副大队长职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艰苦的野外工作环境，所以他与职工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任何隔阂。职工在陈永军面前说话也很放松、随便，职工有什么难事，真正解决不了的，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
1997年以后，陈永军担任中队长期间，所承揽的任务都是一些国家大型的工程，正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容不得半点马虎。这就要求测量人员在技术上、工作上都非常敬业，工程紧张的时候，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需要连续作战，连续几天都不能睡觉是常有的事。也有可能在某一个工程紧张的时候，一天要赶6、7公里的路程。如由他承担完成的苏通大桥测量方案设计。当时有一个6公里的二等跨江水准，要达到标准规定的精度要求，常规的方法就不行了，需要进行特殊的技术设计。他白天与职工一起出去测数据，晚上分析数据，进行设计，包括各个限差、各个步骤。因为工期紧，精度高，他一连7天没有睡觉，当时感觉整个身体就要崩溃了。后来工程结束了，开会时所有人都不说话了，都在听他作报告，这个时候自尊心和自信心马上就起来了。测绘工作是靠敬业精神吸引你不断地做下去。
优越的家庭环境对自己是一种约束
有的人是在铺满荆棘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有的人则是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走向成功。人们都认为陈永军出生于高干家庭，他的成功道路肯定是铺满了鲜花。而陈永军这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父亲的影响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多了一种约束，什么事情他只能做到别人前头。他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自己的观点，假如你我两个人同在大本营，你的身体状态又比我好，现在需要有一个人上到6500米高度。如果是我一个普通人，你上了我没上，那么别人就会说应该；但因为我是领导的儿子就不行了，人家可能就会说他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他就可以不上去嘛。所以说，这实际上对于陈永军来说，在某些事情上很难处理，带来很大的压力。陈永军在干外业和做技术处理的时候，总是冲在第一个，很多事情咬着牙也要顶下来。在这次送冰锥的时候也一样，走到6300多米的时候，他每走10米，都要歇半分钟到一分钟，腿已经没有感觉了，只是机械地往上走。在那种情况如果你不上去，可能别人就会说你，这实际上并不是很公平。
陈永军认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就像脑袋上撑着一棵很大的树，但具体这棵树能不能乘凉，谁都不知道，反正大家就是觉得你是乘凉了。
面对随珠峰测量而来的荣誉，面对所有的一切，陈永军只是平淡的一句“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如果关键时候还需要我上，我还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