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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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亲生下我后没足月，就得外出做临时工，只能由患了眼疾病休的父亲带我，他也抱我喂我。父亲有权把我弄成残废，甚至闷死我，摔死我，就像很多人家对女婴那样，诿说不小心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我生下来还不足四斤，身上尽是皮和骨头，脸上尽是皱纹，两只眼睛显得极大。经常我一个人躺在冷清的床上，没人管。无人时大姐故意掐我，把我弄哭，我的哭声不大，但声音尖又细，眼泪特多，一哭双手背盖住双眼。五哥还是个小男孩，四岁，不懂大人那么多怨怨恨恨，到我身边哄我，和我玩耍。
我尚在襁褓中，在法庭上从母亲手中，扔到父亲怀里，扔到生父的手中。挤眉弄眼的邻居们哄笑着，无事生非就闹得天翻地覆，有事更往火里添油，这场笑剧中的道具就是我，一个又破又丑的肮脏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么说，我一落地，就被抛弃了？”我插的唯一一句问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异。
“不要这么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官司没打完就决定留下你。”母亲说，“小孙也要你，愿承担一切后果。”
大姐帮父亲写的状纸，她说她是证人。父亲在法庭上，却变得犹犹豫豫。母亲否认小孙诱奸的罪名，说是她的错，是她一个人的责任，要判罪也是她一个人的事，和小孙没有关系。
小孙向以前没见过面的父亲道歉，他对法官说，不管母亲离婚不离婚，他每月负担孩子的生活费。而父亲本来就不情愿打官司，情愿撤诉。法院一看这官司没法打，改为仲裁解决。
父亲一回到家，就说不该听从别人的主意去法庭告状。他让母亲做选择，甚至愿意放走她，同意她带着小女儿一起去跟小孙，自己一个人带其他的孩子。这也许是父亲一时说大话，表示大度，可是母亲真的被父亲感动了。她想走，却怎么也狠不了心，她离不开其他五个孩子，父亲因眼疾已不能继续在船上工作，她必须留在这个家。但是她要这个家，就意味着失去小孙，也不能让小孙见孩子，这也是她不忍心做的。
小孙知道了母亲的痛苦，很绝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房子里没开灯，暗暗的，几乎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泪水从母亲的眼眶里往外淌，抽噎使她说话很困难。可是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坦陈我出生的耻辱，又气又恨，准备把心肠硬到底。
忽然，卷烟厂的蒸汽锅炉又放余气了，轰隆隆地怪叫，震得附近破旧的木板房一摇一晃，好似随时都可能在声波冲击中坍塌或飞升天空。工厂汽笛震耳尖叫，每天会有几次，半夜也会突然嚣叫起来。平时习惯了，倒无所谓，这阵却像是有意来阻止母亲的回忆。
既然如此，只有想办法把我送掉。第一次送的是母亲当年纱厂的工友。
母亲说，“她家两个儿子，没女儿，经济情况比我家好，至少有你一口饭吃，还没人知道你是私生的，不会受欺负，起码不会让哥哥姐姐们为饿肚子的事老是记你的仇。你不在跟前，他们也会对我好一些，听话一些，家里少些吵闹。”
我好像记得曾经有个女人，深夜为我换内裤，那时我老尿床，她确实比我母亲对我好。
“你记得的时候，已不是你送到她家的时候，而是后来，是她想你，把你接回去耍几天。你只有半岁时才是真送给了她。”母亲说。去了没多久，她丈夫就被抓走了，说是有贪污行为。灾荒年人人弄吃的，啥子办法都想尽，查起来，也是啥子办法都有。能躲过就躲过，能栽害他人保自己就栽害他人。反正，他被人栽准了，判了三年刑，送农场劳教。母亲只好把我抱回来，那个女人没法留我了。
母亲不会扔我到山坡上或江边，但一定还送给这人或那人过，甚至可能把我送到孤儿院去过。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送成，最后我才无可奈何地被留在了这个家里。
仿佛还记得我很小时，有一次，我到中学街上端去等一周才回家一次的母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坐在一坡任何人都能看见我的石梯上，不敢哭，怕一哭，被人知道是迷路的孩子，被弄走。我装得像没事似的坐在那里，结果被三哥瞧见，揪了回去，向已经另路回家的母亲告了一状。我被母亲赏了两巴掌，狠狠骂了一晚。惊吓代替了早先回不了家的担忧，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哪怕我会说，也申辩不清楚。回家就行，有家就行，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家。
我小时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惊惊恐恐怕失去家的缘故。
这一切实在太浅显，谜底早就候在那里，等着我揭来看，只是我傻傻地从未追究到底。于是我说：
“那我要见他。”
母亲早就等着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惊讶，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贴紧墙。
母亲走到关严的门旁，看看是否有人会听见，然后转过头，对着我低声说：“我已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带你到城中心里去见他。”
母亲最近几天来，总以上二姐家为名去城中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算起来，母亲已有多少年，十六年，十八年，不知有多长的年月没有见过我生父了？我发现她去开门的手都在抖，接连拉了三下门闩，才把门闩拉开，她的手停在门闩上，再没有力气去拉开房门似的。
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2
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像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到地板上时，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闯进屋，不担心孩子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掉过脸去看他，眼神好像在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告别了，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尽。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都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
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临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那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两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子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辨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儿。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像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像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混纺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图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4
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桌子一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做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们俩心里都在发颤，可能我身上真的流着他的血，他需要给自己壮胆。喝了一口酒，他才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心里冷笑，“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旧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的是新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旧历，十八年前新历旧历同一日，十八年后，旧历在新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
5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气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有人为了显摆，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像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两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压压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儿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像做父亲的人，倒像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宕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像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黄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他与母亲分开后，找了个近郊县份上的农村姑娘草草成了个家。在结婚之前，他找到母亲做工的地方，母亲不愿见他，关着宿舍门。他和她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里，隔着一层门板说话。他说了个日子地点，说他必须见女儿一面，以后他就做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城市远了。没见得成面，他留下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蚊帐，还有一袋吃的，就走了。
母亲背着两岁的小女儿，下渡船，爬上沙滩上面那坡长长的石阶。看见他站在朝天门废弃的缆车道边。他说他找了个农村姑娘，没啥话可说，只求个老实厚道。那意思是如果母亲还对他有半点留恋，如果母亲说个“不”字，他就打消结婚的念头。但母亲只是连连说：“好呵好，好好去过日子！”母亲很客气地谢谢他送到山上去的蚊帐和食品，然后背着小女儿就要走。他伸过手握住母亲的手，他想让母亲和他一道走，到那个新民街的房间里去。
母亲不去，不仅不去，而且解下背带，说：“你不是要看这个小人吗，你看好了，不仅看，你拿去，你也没有理由要求见面了。”
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拼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做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矩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个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像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
“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固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做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缆车座位都朝上，我看到他仍站在检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的脸，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像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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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下我后没足月，就得外出做临时工，只能由患了眼疾病休的父亲带我，他也抱我喂我。父亲有权把我弄成残废，甚至闷死我，摔死我，就像很多人家对女婴那样，诿说不小心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我生下来还不足四斤，身上尽是皮和骨头，脸上尽是皱纹，两只眼睛显得极大。经常我一个人躺在冷清的床上，没人管。无人时大姐故意掐我，把我弄哭，我的哭声不大，但声音尖又细，眼泪特多，一哭双手背盖住双眼。五哥还是个小男孩，四岁，不懂大人那么多怨怨恨恨，到我身边哄我，和我玩耍。
我尚在襁褓中，在法庭上从母亲手中，扔到父亲怀里，扔到生父的手中。挤眉弄眼的邻居们哄笑着，无事生非就闹得天翻地覆，有事更往火里添油，这场笑剧中的道具就是我，一个又破又丑的肮脏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么说，我一落地，就被抛弃了？”我插的唯一一句问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异。
“不要这么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官司没打完就决定留下你。”母亲说，“小孙也要你，愿承担一切后果。”
大姐帮父亲写的状纸，她说她是证人。父亲在法庭上，却变得犹犹豫豫。母亲否认小孙诱奸的罪名，说是她的错，是她一个人的责任，要判罪也是她一个人的事，和小孙没有关系。
小孙向以前没见过面的父亲道歉，他对法官说，不管母亲离婚不离婚，他每月负担孩子的生活费。而父亲本来就不情愿打官司，情愿撤诉。法院一看这官司没法打，改为仲裁解决。
父亲一回到家，就说不该听从别人的主意去法庭告状。他让母亲做选择，甚至愿意放走她，同意她带着小女儿一起去跟小孙，自己一个人带其他的孩子。这也许是父亲一时说大话，表示大度，可是母亲真的被父亲感动了。她想走，却怎么也狠不了心，她离不开其他五个孩子，父亲因眼疾已不能继续在船上工作，她必须留在这个家。但是她要这个家，就意味着失去小孙，也不能让小孙见孩子，这也是她不忍心做的。
小孙知道了母亲的痛苦，很绝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房子里没开灯，暗暗的，几乎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泪水从母亲的眼眶里往外淌，抽噎使她说话很困难。可是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坦陈我出生的耻辱，又气又恨，准备把心肠硬到底。
忽然，卷烟厂的蒸汽锅炉又放余气了，轰隆隆地怪叫，震得附近破旧的木板房一摇一晃，好似随时都可能在声波冲击中坍塌或飞升天空。工厂汽笛震耳尖叫，每天会有几次，半夜也会突然嚣叫起来。平时习惯了，倒无所谓，这阵却像是有意来阻止母亲的回忆。
既然如此，只有想办法把我送掉。第一次送的是母亲当年纱厂的工友。
母亲说，“她家两个儿子，没女儿，经济情况比我家好，至少有你一口饭吃，还没人知道你是私生的，不会受欺负，起码不会让哥哥姐姐们为饿肚子的事老是记你的仇。你不在跟前，他们也会对我好一些，听话一些，家里少些吵闹。”
我好像记得曾经有个女人，深夜为我换内裤，那时我老尿床，她确实比我母亲对我好。
“你记得的时候，已不是你送到她家的时候，而是后来，是她想你，把你接回去耍几天。你只有半岁时才是真送给了她。”母亲说。去了没多久，她丈夫就被抓走了，说是有贪污行为。灾荒年人人弄吃的，啥子办法都想尽，查起来，也是啥子办法都有。能躲过就躲过，能栽害他人保自己就栽害他人。反正，他被人栽准了，判了三年刑，送农场劳教。母亲只好把我抱回来，那个女人没法留我了。
母亲不会扔我到山坡上或江边，但一定还送给这人或那人过，甚至可能把我送到孤儿院去过。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送成，最后我才无可奈何地被留在了这个家里。
仿佛还记得我很小时，有一次，我到中学街上端去等一周才回家一次的母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坐在一坡任何人都能看见我的石梯上，不敢哭，怕一哭，被人知道是迷路的孩子，被弄走。我装得像没事似的坐在那里，结果被三哥瞧见，揪了回去，向已经另路回家的母亲告了一状。我被母亲赏了两巴掌，狠狠骂了一晚。惊吓代替了早先回不了家的担忧，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哪怕我会说，也申辩不清楚。回家就行，有家就行，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家。
我小时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惊惊恐恐怕失去家的缘故。
这一切实在太浅显，谜底早就候在那里，等着我揭来看，只是我傻傻地从未追究到底。于是我说：
“那我要见他。”
母亲早就等着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惊讶，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贴紧墙。
母亲走到关严的门旁，看看是否有人会听见，然后转过头，对着我低声说：“我已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带你到城中心里去见他。”
母亲最近几天来，总以上二姐家为名去城中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算起来，母亲已有多少年，十六年，十八年，不知有多长的年月没有见过我生父了？我发现她去开门的手都在抖，接连拉了三下门闩，才把门闩拉开，她的手停在门闩上，再没有力气去拉开房门似的。
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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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像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到地板上时，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闯进屋，不担心孩子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掉过脸去看他，眼神好像在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告别了，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尽。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都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
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临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那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两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子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辨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儿。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像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像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混纺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图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4
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桌子一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做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们俩心里都在发颤，可能我身上真的流着他的血，他需要给自己壮胆。喝了一口酒，他才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心里冷笑，“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旧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的是新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旧历，十八年前新历旧历同一日，十八年后，旧历在新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
5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气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有人为了显摆，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像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两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压压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儿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像做父亲的人，倒像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宕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像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黄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他与母亲分开后，找了个近郊县份上的农村姑娘草草成了个家。在结婚之前，他找到母亲做工的地方，母亲不愿见他，关着宿舍门。他和她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里，隔着一层门板说话。他说了个日子地点，说他必须见女儿一面，以后他就做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城市远了。没见得成面，他留下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蚊帐，还有一袋吃的，就走了。
母亲背着两岁的小女儿，下渡船，爬上沙滩上面那坡长长的石阶。看见他站在朝天门废弃的缆车道边。他说他找了个农村姑娘，没啥话可说，只求个老实厚道。那意思是如果母亲还对他有半点留恋，如果母亲说个“不”字，他就打消结婚的念头。但母亲只是连连说：“好呵好，好好去过日子！”母亲很客气地谢谢他送到山上去的蚊帐和食品，然后背着小女儿就要走。他伸过手握住母亲的手，他想让母亲和他一道走，到那个新民街的房间里去。
母亲不去，不仅不去，而且解下背带，说：“你不是要看这个小人吗，你看好了，不仅看，你拿去，你也没有理由要求见面了。”
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拼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做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矩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个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像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
“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固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做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缆车座位都朝上，我看到他仍站在检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的脸，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像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