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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这世界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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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

    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

    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

    天子剑

    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按剑以待。

    王问:先生求见,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剑。

    王问: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说:天下无敌呀!

    庄子说:不妨一试。

    王问:不知先生用长剑,用短剑?

    庄子说:长短不论。但臣剑有三,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请问哪三剑?

    庄子说: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王问:天子之剑如何?

    庄子说:燕国为锋,齐国为刃,魏国为脊,宋国为环,韩国为柄,渤海为鞘,北岳为带,以五行制寰宇,以造化御群生,故触类旁通,上下无碍。此剑一出,诸侯正,天下定。此乃天子之剑。

    赵王茫然。

    又问:诸侯之剑如何?

    庄子说:智勇为锋,清廉为刃,贤良为脊,忠圣为环,豪杰为柄,上法苍天以顺三光,下法大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此剑一出,如雷霆之怒,四海之内无不唯命是从。此乃诸侯之剑。

    赵王再问:庶人之剑如何?

    庄子说:蓬头垢面,怒发冲冠,瞠目结舌,义愤填膺,上取项上人头,下取腹中心肝,名为用剑,实为斗鸡。此种庶人之剑,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赵王听完,拉着庄子的手请他上殿,自己却绕着餐桌团团转,半天静不下心来。

    庄子说:大王安坐定气,剑事臣已奏完。[1]

    这当然不是史实,甚至不是庄子本人所讲,而是庄子学派后人编撰的寓言。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说,《庄子》书中这篇《说剑》,无妨看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

    什么是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他们的名字在全球华人地区家喻户晓。事实上,他们的时代固然遥远,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深远到至今仍能处处看到其烙印。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是的,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2]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犹太、印度、希腊和华夏民族的精神领袖,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遥远,却不陌生。但同时,他们亲切,却不清晰。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说出其思想、观点和方法呢?恐怕不多。

    这当然不行,必须梳理。

    大体上说,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同时,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同时,《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3]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第三阶段,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这又是一大奇观。

    奇观的出现因于孔子。是啊,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没有对手,古希腊哲学家则师弟相承。唯独孔子,既有继承者,又有挑战者。挑战者之间当然也有分歧,但反孔则是一致的。墨子、庄子和韩非“三剑客”,更是剑剑直指孔丘。百家争鸣由此而起,并延绵不绝。

    那么,孔子究竟怎么了?

    他,也有天子之剑吗?

    孔子的遗志

    孔子临终前见到了子贡。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是听到孔子病重的消息后,从外地赶来的。子贡赶到时,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见到子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赐,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4]

    这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初夏的夕阳正沉稳地落入辽阔的原野,有点儿无奈,也有点儿倔强,却还是给头顶上的阴云镶上了金边。

    是的,金边。

    实际上,孔子就是“金边”,那颗即将坠落的“太阳”则是周制度和周文化。这一点,孔子心里非常清楚。唯其如此,他才要向子贡交代后事。

    那么,孔子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救世。

    记得还是周游列国那会儿,孔子一行从楚国的叶县(叶读如社)返回蔡国,找不到渡口。这时,随行并担任驾驶员的是仲由(字子路)。孔子便接过缰绳,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

    子路走到田边,向两个肩并肩耕地的人请教。这是两位隐士,叫长沮(读如居)、桀溺。

    长沮问:拿缰绳的那位是谁?

    子路说:孔丘。

    这时,子路是在对长者说话,所以直呼孔子其名。

    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那他知道渡口在哪!

    这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你们家孔夫子不是给天下人指点迷津的吗?还找不到渡口?或者说,孔某人早就知道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

    两种解释,都通。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

    桀溺问:先生哪位?

    子路答:仲由。

    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子路说:对的。

    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又跟谁一起去改变?与其像孔丘那样,只是拒绝坏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拒绝整个社会。

    说完,两人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

    子路无奈,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感慨万千。他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5]

    是啊,正因为天下无道,才要救世嘛!

    问题是,救得了吗?

    救不了。

    这一点,就连子路也明白。子路的说法,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一个君子,是有担当的。挺身而出,只不过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士人的责任而已。[6]

    义不容辞,也只能坚持。有一次,子路没能赶在关门之前进城,便在鲁城的外门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

    子路说:从孔子那里。

    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7]

    好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也有人尊敬。有一个镇守边疆的小官就曾对孔子的学生们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是一定要让先生做人民导师的。[8]

    这位职务叫“仪封人”的小官并没有说错。汉武帝之后,孔夫子真的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可惜他这位人民导师却只是一道华丽的金边,中看不中用。何况这金边装饰的,还不是孔子要恢复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没想过也不会喜欢的秦制或汉制。

    无疑,这不是孔子的遗志。

    可惜这由不得他。

    的确,历史并非英雄所创造,英雄人物的模样反倒是由历史来塑造的。历史要求他是什么形象,他就只能是什么形象。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9]

    那么,孔子的主张是什么?

    儒家的药方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这段话是儒家的纲领。[10]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却“礼坏乐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四个字还是他学生说出来的。

    这个学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语科的学生,能言善辩,也喜欢较真,常常让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说,父母亲去世,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时间太长了吧?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

    礼坏乐崩,出处就在这里。

    宰予恐怕是诡辩。因为坚持三年之丧,本身就是尊礼和守礼,怎么会礼坏乐崩?然而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ài,是事实。

    这多少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乐也就没有礼。何况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不做ài哪来的儿子?于是孔子只好耐着性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细粮穿那丝绸,心里好过吗?

    宰予说,好过呀!

    孔子无话可讲,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汝安则为之!一个君子在居丧之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不进音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为所欲为好了!

    宰予听完,一声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却不能平静。

    在他看来,宰予真是没有爱心。孔子说,丧期为什么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是的,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了。爹妈抱了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何况实际上还只有二十五个月。这样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么就想不通呢?[11]

    然而这场不了了之的辩论,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之门,也为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据。

    什么根据?

    爱必须得到回报。

    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爱与爱的回报就必须设定为道德,这就是仁;必须设立为制度,这就是礼。礼是仁的制度保证。因为爱,或者仁,或者孝,都是无形的,内在的。不彰显出来,就无法确认;不诉诸行为,就无法培养。礼,岂能可有可无?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为礼乐之本。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牺牲和玉帛吗?乐,难道就是钟鼓和舞女吗?[12]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爱。因此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拿礼乐当回事。这层意思,他是用反问的语气说出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3]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为什么会反对三年之丧。他甚至反思:宰予难道就没得到过三年之爱?应该也得到过吧?或许,他真没得到过?[14]

    总之,礼坏乐崩绝不是礼乐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问题。但只要人性依旧,天良尚存,这世界就有救。只不过,救世先得救心。

    仁爱,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问题是,这药丸找得到吗?

    孔子认为找得到。因为它的原材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就是对父母、对子女、对亲人的爱,叫“亲亲之爱”。这种爱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论和证明的。只要纳入古已有之的礼乐制度,就万无一失。

    合逻辑吗?

    合。

    有问题吗?

    没。

    都赞成吗?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对。

    不要仁爱要兼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一样,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比方说,礼制规定,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这些都没什么道理,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15]

    那么,这些繁文缛节,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时,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来路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后来回到鲁国,却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孔丘居然说,那时求生,此刻求义呀!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16]

    当然没有。

    问题是,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17]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

    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无疑,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首先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请问,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也只能这样问: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不能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因此,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甚至也是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讲爱心,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25]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

    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于是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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