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上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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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即便是一只蜘蛛，她也会在雨后选择一个角落回忆往事。现在就是一个雨水充沛的午后，我觉得自己像一株葱茏的中年植物，想要把脚长成根须的模样。我必须老实交待，我生于诸暨县，枫桥镇，丹桂房村，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想象一下一座江南的村庄。武侠小说中少年侠客骑着马披着蓑衣，一般都会打马跃过这样雨水不断的村庄。一闪而过啊，一闪而过。我生活在杭州，在城西吃住，在闹市区工作。我总是在微醺的时候迷恋和想象上海，她是我生命中一个时常重复的长梦。如果给这个梦一个时间，我希望她是民国。
民国年间的“孤岛”时期，硝烟还没来得及散尽，沉闷的炮声刚刚过去，但上海的繁华不会输于现在。《色戒》中王佳芝坐着叮叮作响的轨道电车，微雨洒进了车窗，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镜头。在车墩影视城，我看到一位开这种车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灰白色制服，面无表情地为一个新开的戏把车子开过来又开过去。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单调的职业，我愿意当这样一个在电车上发呆的司机，哪怕开的是没有乘客的空车。
在同一条短小的路上，反复地脸含愁容地开着同一辆作为道具的电车，这是一种变相的幸福。
现在，请假定这是一辆空车，车里装满的必定是我民国年间的忧伤。然后，枪声响起来，汪伪、军统特务，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共产党地下人员，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开始暗战。那种平静之中的惊心动魄，是一种比曲别针还弯曲但却闪亮的人生。2010年的某一天，我开始创作电视剧《旗袍》，一个叫丁默群的清瘦男人，一直都坐在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务机关的某张皮沙发上，一坐就坐过去他的一生。我不知道是为王志文而写了一个丁默群，还是丁默群本来就为几十年后的王志文活过一回。总之《旗袍》就这样粉墨登场，女一号马苏不停地变换着旗袍，在这部剧集里走来走去，仿佛她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
我十分害怕她细小的腰肢，有一天因为高跟鞋的突然折断，而在百乐门舞厅里折了她的腰。
我想我是迷恋旗袍的。我认为专做旗袍的裁缝，一定会有一只藤箱，里面装满了皮尺、剪刀、划粉、布料、盘扣，以及一应俱全的各式工具。他去为太太小姐量体裁衣，民国才会显得丰盈起来。他的藤箱如同我的电脑包，同样是为谋生而使用。我总是背着电脑包风尘仆仆地赶往剧组，在那儿住下来开始我的生活。所有的演员都在演戏，我有时候也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是我怎么都觉得我一步步走过去，走进的不是片场是我的人生。
《旗袍》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见到它时，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多么响亮啊，像一记生活的耳光。
电视
在我十分少年的时候，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换台时需要转动旋扭，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闪着灰色的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如果它不是妖怪，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
少年就是我，那时候的我肯定不是玉树临风，我很肉，长得很像小兵张嘎。那时候我检阅的电视大部分都只有上下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十年就是一个哇哇降生的八零后突然间娶妻生子，这需要多少的光阴啊。接着我看到的是《虾球传》《蛙女》《上海滩》《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许多睡不着的夜晚，我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穿着短裤汗背心趿着拖鞋。我完全地顺着路灯光铺成的马路走，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短棍。短棍在墙体上行走，划过了高大的围墙，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少年是如此地充满忧伤，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灯，一直走到离开外婆家很远很远，一直走到摆渡的码头，一直走到天色发白，一直走到可以看到“牡丹牌”电视机的巨大广告。然后我站住了，像一个马路上突兀的标点符号。
我就那么顺着许昌路走，一直走到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然后回头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转个弯是怀德路，接着是龙江路。我把这些角角落落都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向延安》中，我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
那时候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
《代号十三钗》《向延安》《捕风者》《旗袍旗袍》……我笔下的这些小说或者电视剧，一个又一个地把发生地选择在了上海。上海是一个产生故事的地方，当然也产生大量的工人。我喜欢看到的旅行包的图案是工厂正在冒烟，上面有两个字：上海。我的大舅是国棉十三厂的，大舅妈是上海拖拉机厂的。我的小舅和小舅妈都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二阿姨和二姨夫都是上海钢铁二厂的。我的四姨是上海医疗设备器械厂的，四姨夫在一家金店工作。我的小姨和小姨夫是环卫管理处的。我的母亲是老三，她戴着大红花上山下乡，雄赳赳地来到了丹桂房村。她看到了辽阔而贫穷的田野时，她觉得上海反而是她一个刚刚发生过的梦。那时候她十分青春，但是她很快就明白，青春逝去的速度，如同闪电。
这就是普通的上海家庭的成员，他们都是工人。我少年的辰光也希望成为一名工人，我在外婆家的屋子里，能听到不远处“新沪钢铁厂”巨大的机器声。这样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慢慢地淹过来，将我整个的少年都淹没了。我见证了那时候十分年轻的舅舅阿姨们的恋爱，他们的脸上闪动着光洁的笑容。现在我回头想想，他们生活得多么像一部电视剧。
我开始恋爱的时候，女朋友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从部队回来没多久，我傻愣愣地坐在她家里。我们有时候谈天很热烈，我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谈起了文学。我们有时候一言不发，坐成一张照片的样子。我觉得1992年真是一个十分好的年代，我们穷得只剩下大把的时间了。那时候我用28寸的自行车把她驮来驮去，那时候我们的样子简直比风还要嚣张。我穿着旧军装敞着怀，露出雪白的衬衣，她穿着自己做的棉布裙子。我们开始看一部叫《过把瘾》的电视剧，每天都会在午夜播放。我喜欢上王志文的演技，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有一天王志文会来演这部电视剧，有一天会和王志文在横店影视城的一个饭店里喝酒。
妈的！电视真是一个妖怪。
极司菲尔路76号以及上海歹土是我梦里面最深的黑白底片
很多次我啃着碎面包，或者吃半碗黄酒，在潦草生活中看《色戒》。我对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镜头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76号这个汪伪特务机关里，电影一开场就出现的那条狼狗。我喜欢那条狼狗的眼神，那是一种电一样的攻击性眼神。我还喜欢那辆黄包车，蹬车的汉子屁股离开座凳，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骑车姿势。当然我也喜欢看那辆有轨电车，我觉得我一半的魂一定丢在那辆车上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辆车可以有另一个名字，叫往事。
也许你已经明白，我把这部电影当作纪录片来看。我总是觉得我前世的所有梦都埋在了旧上海的光影里。我固执地爱着上海，偶尔会梦见外祖父和外祖母，梦见火车，梦见火车里下雪天的爱情。这些碎梦构成了可以拼凑的一个剧情。
我疯狂地钻研着极司菲尔路76号的结构，我发现这里面有刑讯室，有办公室，有机要室，有译电室，有图书馆医院，也有行动大队、警察大队……这多么像是一个十分正规的单位，而这个单位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易先生在文件上签下了命令，他十分平静地告诉手下，把王佳芝给毙了。
扣动扳机是容易的，听到枪响也是容易的，但是签下这个字不容易。我能想象王佳芝在泛着银辉的月光下，会流下眼泪和干净的鼻涕。她一定在想着，青春和爱情是多么的懵懂啊。
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屋子是杭州城西的一间叫布鲁克的酒店。酒店的219房十分狭小。这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的头发蓬乱眼睛血红，我甚至还喝了三两五年陈的黄酒。我实在搞不懂是我梦见了我的一生，还是我的一生都是在梦中。我想，壁虎也会回忆往事的，这种尾巴很脆的动物，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宠物来养。我不相信它比那些宠物蜥蜴会逊色多少。我想完全可以在壁虎的身上贴一张小的标签，上面写上：正在回忆，请勿打扰。
所有的电视剧，必定是一些人在集体回忆。
遥远是因为我害怕走近，走近是因为我害怕遥远
我认识两位上海导演，他们一位要拍我的《向延安》，一位要拍我的《代号》（龙一老师的小说原著）。很多时候我都想选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坐着高铁去上海和他们聊聊剧本。最后我没有成行是因为，我十分害怕我坐在高铁车厢的座位里，一个小时不到列车就把所有的路程全部走完了。而在我少年的辰光里，坐着棚车从绍兴到上海要十一个小时，坐着绿皮火车从诸暨到上海要九个小时。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让我来不及做好思想准备，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父母，妹妹，以及一些亲人都生活在上海。我十分害怕和上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年少轻狂时候唱过的歌，其实还跌落在外滩上。但是我知道上海的一切都变了，当我查到我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更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
我相信我更愿意站在那片黑压压的低矮的旧民居前，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着柴米油盐的电视剧。
我不再去想象上海。只愿意在电视剧里重新构架我梦想中的旧时上海。我喜欢《暗算》里最后一个镜头，年迈的柳云龙白发苍苍，看到有人在拍一个戏，戏里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正打算去执行任务。他看到的不是电视剧了，看到的是从前。我在写《捕风者》的时候，一开始就写到一个女人来到拥挤的上海，在里弄的一间房里，有人把一只包着白布的骨灰盒扔在了她面前，说这就是卢加南同志……女人没有哭。她替卢加南同志活了下去，她完成了一项项任务，她在上海的任务，是捕风……女人叫苏响。她没有哭，而我自己写着写着号啕大哭。我被小说中的人物打动，她和我打招呼，她说我们都寻找过爱情的不是吗？我们都愿意去死的不是吗？于是我想，我们都生活在无尽的忧伤中啊。我和我的夫人正在老去，女儿正在青葱。我觉得我们就像一粒被风吹来吹去的草籽，或者就是风的本身，在春天里徜徉。
旗袍
即便是一只蜘蛛，她也会在雨后选择一个角落回忆往事。现在就是一个雨水充沛的午后，我觉得自己像一株葱茏的中年植物，想要把脚长成根须的模样。我必须老实交待，我生于诸暨县，枫桥镇，丹桂房村，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想象一下一座江南的村庄。武侠小说中少年侠客骑着马披着蓑衣，一般都会打马跃过这样雨水不断的村庄。一闪而过啊，一闪而过。我生活在杭州，在城西吃住，在闹市区工作。我总是在微醺的时候迷恋和想象上海，她是我生命中一个时常重复的长梦。如果给这个梦一个时间，我希望她是民国。
民国年间的“孤岛”时期，硝烟还没来得及散尽，沉闷的炮声刚刚过去，但上海的繁华不会输于现在。《色戒》中王佳芝坐着叮叮作响的轨道电车，微雨洒进了车窗，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镜头。在车墩影视城，我看到一位开这种车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灰白色制服，面无表情地为一个新开的戏把车子开过来又开过去。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单调的职业，我愿意当这样一个在电车上发呆的司机，哪怕开的是没有乘客的空车。
在同一条短小的路上，反复地脸含愁容地开着同一辆作为道具的电车，这是一种变相的幸福。
现在，请假定这是一辆空车，车里装满的必定是我民国年间的忧伤。然后，枪声响起来，汪伪、军统特务，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共产党地下人员，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开始暗战。那种平静之中的惊心动魄，是一种比曲别针还弯曲但却闪亮的人生。2010年的某一天，我开始创作电视剧《旗袍》，一个叫丁默群的清瘦男人，一直都坐在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务机关的某张皮沙发上，一坐就坐过去他的一生。我不知道是为王志文而写了一个丁默群，还是丁默群本来就为几十年后的王志文活过一回。总之《旗袍》就这样粉墨登场，女一号马苏不停地变换着旗袍，在这部剧集里走来走去，仿佛她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
我十分害怕她细小的腰肢，有一天因为高跟鞋的突然折断，而在百乐门舞厅里折了她的腰。
我想我是迷恋旗袍的。我认为专做旗袍的裁缝，一定会有一只藤箱，里面装满了皮尺、剪刀、划粉、布料、盘扣，以及一应俱全的各式工具。他去为太太小姐量体裁衣，民国才会显得丰盈起来。他的藤箱如同我的电脑包，同样是为谋生而使用。我总是背着电脑包风尘仆仆地赶往剧组，在那儿住下来开始我的生活。所有的演员都在演戏，我有时候也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是我怎么都觉得我一步步走过去，走进的不是片场是我的人生。
《旗袍》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见到它时，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多么响亮啊，像一记生活的耳光。
电视
在我十分少年的时候，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换台时需要转动旋扭，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闪着灰色的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如果它不是妖怪，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
少年就是我，那时候的我肯定不是玉树临风，我很肉，长得很像小兵张嘎。那时候我检阅的电视大部分都只有上下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十年就是一个哇哇降生的八零后突然间娶妻生子，这需要多少的光阴啊。接着我看到的是《虾球传》《蛙女》《上海滩》《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许多睡不着的夜晚，我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穿着短裤汗背心趿着拖鞋。我完全地顺着路灯光铺成的马路走，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短棍。短棍在墙体上行走，划过了高大的围墙，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少年是如此地充满忧伤，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灯，一直走到离开外婆家很远很远，一直走到摆渡的码头，一直走到天色发白，一直走到可以看到“牡丹牌”电视机的巨大广告。然后我站住了，像一个马路上突兀的标点符号。
我就那么顺着许昌路走，一直走到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然后回头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转个弯是怀德路，接着是龙江路。我把这些角角落落都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向延安》中，我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
那时候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
《代号十三钗》《向延安》《捕风者》《旗袍旗袍》……我笔下的这些小说或者电视剧，一个又一个地把发生地选择在了上海。上海是一个产生故事的地方，当然也产生大量的工人。我喜欢看到的旅行包的图案是工厂正在冒烟，上面有两个字：上海。我的大舅是国棉十三厂的，大舅妈是上海拖拉机厂的。我的小舅和小舅妈都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二阿姨和二姨夫都是上海钢铁二厂的。我的四姨是上海医疗设备器械厂的，四姨夫在一家金店工作。我的小姨和小姨夫是环卫管理处的。我的母亲是老三，她戴着大红花上山下乡，雄赳赳地来到了丹桂房村。她看到了辽阔而贫穷的田野时，她觉得上海反而是她一个刚刚发生过的梦。那时候她十分青春，但是她很快就明白，青春逝去的速度，如同闪电。
这就是普通的上海家庭的成员，他们都是工人。我少年的辰光也希望成为一名工人，我在外婆家的屋子里，能听到不远处“新沪钢铁厂”巨大的机器声。这样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慢慢地淹过来，将我整个的少年都淹没了。我见证了那时候十分年轻的舅舅阿姨们的恋爱，他们的脸上闪动着光洁的笑容。现在我回头想想，他们生活得多么像一部电视剧。
我开始恋爱的时候，女朋友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从部队回来没多久，我傻愣愣地坐在她家里。我们有时候谈天很热烈，我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谈起了文学。我们有时候一言不发，坐成一张照片的样子。我觉得1992年真是一个十分好的年代，我们穷得只剩下大把的时间了。那时候我用28寸的自行车把她驮来驮去，那时候我们的样子简直比风还要嚣张。我穿着旧军装敞着怀，露出雪白的衬衣，她穿着自己做的棉布裙子。我们开始看一部叫《过把瘾》的电视剧，每天都会在午夜播放。我喜欢上王志文的演技，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有一天王志文会来演这部电视剧，有一天会和王志文在横店影视城的一个饭店里喝酒。
妈的！电视真是一个妖怪。
极司菲尔路76号以及上海歹土是我梦里面最深的黑白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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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已经明白，我把这部电影当作纪录片来看。我总是觉得我前世的所有梦都埋在了旧上海的光影里。我固执地爱着上海，偶尔会梦见外祖父和外祖母，梦见火车，梦见火车里下雪天的爱情。这些碎梦构成了可以拼凑的一个剧情。
我疯狂地钻研着极司菲尔路76号的结构，我发现这里面有刑讯室，有办公室，有机要室，有译电室，有图书馆医院，也有行动大队、警察大队……这多么像是一个十分正规的单位，而这个单位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易先生在文件上签下了命令，他十分平静地告诉手下，把王佳芝给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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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屋子是杭州城西的一间叫布鲁克的酒店。酒店的219房十分狭小。这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的头发蓬乱眼睛血红，我甚至还喝了三两五年陈的黄酒。我实在搞不懂是我梦见了我的一生，还是我的一生都是在梦中。我想，壁虎也会回忆往事的，这种尾巴很脆的动物，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宠物来养。我不相信它比那些宠物蜥蜴会逊色多少。我想完全可以在壁虎的身上贴一张小的标签，上面写上：正在回忆，请勿打扰。
所有的电视剧，必定是一些人在集体回忆。
遥远是因为我害怕走近，走近是因为我害怕遥远
我认识两位上海导演，他们一位要拍我的《向延安》，一位要拍我的《代号》（龙一老师的小说原著）。很多时候我都想选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坐着高铁去上海和他们聊聊剧本。最后我没有成行是因为，我十分害怕我坐在高铁车厢的座位里，一个小时不到列车就把所有的路程全部走完了。而在我少年的辰光里，坐着棚车从绍兴到上海要十一个小时，坐着绿皮火车从诸暨到上海要九个小时。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让我来不及做好思想准备，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父母，妹妹，以及一些亲人都生活在上海。我十分害怕和上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年少轻狂时候唱过的歌，其实还跌落在外滩上。但是我知道上海的一切都变了，当我查到我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更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
我相信我更愿意站在那片黑压压的低矮的旧民居前，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着柴米油盐的电视剧。
我不再去想象上海。只愿意在电视剧里重新构架我梦想中的旧时上海。我喜欢《暗算》里最后一个镜头，年迈的柳云龙白发苍苍，看到有人在拍一个戏，戏里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正打算去执行任务。他看到的不是电视剧了，看到的是从前。我在写《捕风者》的时候，一开始就写到一个女人来到拥挤的上海，在里弄的一间房里，有人把一只包着白布的骨灰盒扔在了她面前，说这就是卢加南同志……女人没有哭。她替卢加南同志活了下去，她完成了一项项任务，她在上海的任务，是捕风……女人叫苏响。她没有哭，而我自己写着写着号啕大哭。我被小说中的人物打动，她和我打招呼，她说我们都寻找过爱情的不是吗？我们都愿意去死的不是吗？于是我想，我们都生活在无尽的忧伤中啊。我和我的夫人正在老去，女儿正在青葱。我觉得我们就像一粒被风吹来吹去的草籽，或者就是风的本身，在春天里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