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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拿命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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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少爷》之后，我合作至今的编剧、老搭档邓景生开始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灵感。最早给他启发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他希望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海上剿匪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就像今天好莱坞的工作方式一样。
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一伙海盗摧毁了一支香港舰队，我饰演的水警队长马如龙只好转做陆警，但他一直设法寻找海盗们的线索，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剧本里面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一本正经的警官，另一个是当地的无赖骗子，他们的加入为这个紧张的故事带来很多幽默元素。在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就很清楚只有两个人能够胜任角色，他们就是我的大师兄洪金宝和师弟元彪。这不仅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很久，擅长特技动作表演，更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对方，只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细微动作，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种无敌的默契会让动作戏的拍摄事半功倍。要知道，我们三个可是连洗澡都站在一个浴缸里面洗的那种交情。
在这部戏中有一幕最重要的特技场景，展现的是我在经历过一连串街头追逐，终于爬上旗杆并且跳上一座钟楼的顶部之后，又从上面直直地掉了下来摔到地面。经过多番讨论，我们确定这个镜头没法用替代方式完成，你想要这个画面，就只能用真人来演。我当然要亲自上阵，没有疑问。
动作组开始思考可以怎样在中间增加阻力，降低我下降的速度，让我不至于摔死。最后你们从成片中可以看到，挡在中间的只有两层布篷而已，而整个高度大概是15米。
确定拍摄方案之后，元彪用犹豫的眼神看着我：“你确定这样可以吗？”我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没问题，咱们可以先试试看。”
剧组先做了一个跟我同样重量的沙袋，从钟楼顶端把它扔了下去，在穿过两层布篷之后，沙袋落到地面瞬间破裂，沙粒飞得满地都是，我有点傻眼。不过我还是坚持：“一次试验不能说明什么，咱们把布篷再绷紧一些试试看。”这次的沙袋比较幸运，它完整地落在了地面。
那时在香港拍电影，如果不是在棚里，而是实景拍摄的话，只要在街上一搭起布景，就会对周围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刚好这次拍戏搭景的地方是个停车场，我拍戏又向来慢工出细活，布景一搭最少也要几个月，这下很多人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停放了，每天都要把车停得很远再走过来，附近的交通被弄得很糟。还好大家都对我们很宽容，不会来抱怨什么，但这也导致所有人都会来现场围观看热闹。就在准备拍这段戏的时候，不知道是谁透出了消息，说我会从那个钟楼上跳下来，而且不用替身，自己跳。这下可好，每天那些写字楼的人、卖东西的人、过路的人，都跑来现场张望。尤其一到吃饭时间，每人手里都拿个碗跑来片场，一边吃一边抬头看，我就站在楼顶上慢悠悠地说一句“今天不跳”，大家就会很无趣地散掉。
其实尽管已经做过试验，但是临近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越来越打鼓。每天都会往下看一看，在心里盘算，这么高的距离，底下接住我的就那么一小块布篷，摔得往前一点，头会断，摔得靠后一点，脚会断，到底应该怎么摔？每次给自己鼓个劲儿，心想咬咬牙就拍了，但一站到那个边缘，想到那个碎掉的沙袋，就会不自觉地往后退。
第一次试拍，我爬上钟楼顶端，成家班的人慢慢把我扶出窗外，晃晃悠悠地挂在指针上。在摄影机开始旋转之前，我整个人的重量挂在那个金属指针上，手忽然感到非常痛，我大喊成家班，他们赶忙过来把我拉回了屋内。
第二次试拍，我又是刚刚挂出去就让成家班把我拉了回来。刚好那天邹文怀跟何冠昌两个嘉禾的大老板来现场探班，他们上到楼顶，看到这么危险，简直是不要命，就过来拍拍我：“不跳就不跳吧，要不就用替身吧。”我说：“替身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放心吧，我可以。”
这样一拖就是6天过去了，我每天都找不一样的借口逃避拍摄，今天是顶光不好，明天是蓝天不好，后天是黄昏不好……反正我是导演，每次我说什么，灯光组、摄影组那些人也都只能表示认同。那不拍干什么呢？就先吃饭吧。连续六天没拍一个镜头，整个剧组都在等。到了第7天，那天阳光很好，我又上到楼顶，心里正在纠结的时候，洪金宝从下面路过，看到我又站在上面犹豫，他就忍不了了，站在楼下大骂道：“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每天都没地方停车，都要走路上来，你到底拍不拍？！”当时我被他一骂，那个感觉就来了，就说：“要不然这场你帮我做导演，你来帮我拍。”洪金宝说：“好，我来拍！”接着他一把抓过机器，跟现场的人们说：“准备！”
那时候拍戏还是胶片，也没有现在这么长的胶片，一卷胶片很快就没了，很珍贵的。我必须先把自己甩出去，下面才能开机，不然底片就不够用了。我让成家班离开，不要扶我，不然每次都想跟他们求助，“不行不行放我回去”。这次我决定一个人在那里挂着，挂到自己没力为止。听到四部机器同时动起来，洪金宝大声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就等你了！”我当时就觉得一阵热血涌上来，抓着指针，把自己甩出去，听到“Rolling，action”，一直等到手没有力气又很痛，抓不住指针了，才慢慢松手滑下来，心里说“算了”，接着整个人自由落体……
先撞到第一层布篷，布篷瞬间撕裂，接着是第二层，然后就是“咣当”摔到地面。我来不及做下意识的翻滚来缓解落地的冲击，直接摔在了地上。如果你们现在再去看一遍那个镜头，会发现我完全是等到抓不住指针之后才放弃，那个画面完全不是表演，它是真实的。
这一次拍完，我的脖子在落地时重重地折了一下，但我没死。用冰敷了一会儿以后，我告诉大家，准备重拍。“什么？你神经病啊！”洪金宝和元彪都觉得我疯了。我告诉他们，刚刚这个镜头只用了4秒钟，冲击力还不够，我希望这个动作能在电影里用10秒钟的长度，从不同角度得以展示。他们懒得再说服我，于是开始安排重拍。
第二次，一样的过程摔下来，掉到地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完全蒙了，毕竟是相隔不久的两次重创。我就是个神经病。元彪在那场戏里也是演员，他赶忙跑过来拉起我，小声在我耳边说：“快点站起来，快讲对白，不然就白摔了！”我听到他的声音，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起来，嘴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就被元彪和其他演员拖走了，这个镜头终于完成。
这部电影在发行的时候改名《A计划》，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跟两位师兄弟的勇敢尝试，为功夫片打开了新的创作方向。而对我来说，1983年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打造了我电影生涯最重要的标签——亲自表演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不用替身。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电影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有趣的观影体验，同时也带给他们绝对值回票价的高危刺激动作。
《龙少爷》之后，我合作至今的编剧、老搭档邓景生开始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灵感。最早给他启发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他希望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海上剿匪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就像今天好莱坞的工作方式一样。
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一伙海盗摧毁了一支香港舰队，我饰演的水警队长马如龙只好转做陆警，但他一直设法寻找海盗们的线索，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剧本里面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一本正经的警官，另一个是当地的无赖骗子，他们的加入为这个紧张的故事带来很多幽默元素。在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就很清楚只有两个人能够胜任角色，他们就是我的大师兄洪金宝和师弟元彪。这不仅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很久，擅长特技动作表演，更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对方，只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细微动作，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种无敌的默契会让动作戏的拍摄事半功倍。要知道，我们三个可是连洗澡都站在一个浴缸里面洗的那种交情。
在这部戏中有一幕最重要的特技场景，展现的是我在经历过一连串街头追逐，终于爬上旗杆并且跳上一座钟楼的顶部之后，又从上面直直地掉了下来摔到地面。经过多番讨论，我们确定这个镜头没法用替代方式完成，你想要这个画面，就只能用真人来演。我当然要亲自上阵，没有疑问。
动作组开始思考可以怎样在中间增加阻力，降低我下降的速度，让我不至于摔死。最后你们从成片中可以看到，挡在中间的只有两层布篷而已，而整个高度大概是15米。
确定拍摄方案之后，元彪用犹豫的眼神看着我：“你确定这样可以吗？”我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没问题，咱们可以先试试看。”
剧组先做了一个跟我同样重量的沙袋，从钟楼顶端把它扔了下去，在穿过两层布篷之后，沙袋落到地面瞬间破裂，沙粒飞得满地都是，我有点傻眼。不过我还是坚持：“一次试验不能说明什么，咱们把布篷再绷紧一些试试看。”这次的沙袋比较幸运，它完整地落在了地面。
那时在香港拍电影，如果不是在棚里，而是实景拍摄的话，只要在街上一搭起布景，就会对周围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刚好这次拍戏搭景的地方是个停车场，我拍戏又向来慢工出细活，布景一搭最少也要几个月，这下很多人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停放了，每天都要把车停得很远再走过来，附近的交通被弄得很糟。还好大家都对我们很宽容，不会来抱怨什么，但这也导致所有人都会来现场围观看热闹。就在准备拍这段戏的时候，不知道是谁透出了消息，说我会从那个钟楼上跳下来，而且不用替身，自己跳。这下可好，每天那些写字楼的人、卖东西的人、过路的人，都跑来现场张望。尤其一到吃饭时间，每人手里都拿个碗跑来片场，一边吃一边抬头看，我就站在楼顶上慢悠悠地说一句“今天不跳”，大家就会很无趣地散掉。
其实尽管已经做过试验，但是临近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越来越打鼓。每天都会往下看一看，在心里盘算，这么高的距离，底下接住我的就那么一小块布篷，摔得往前一点，头会断，摔得靠后一点，脚会断，到底应该怎么摔？每次给自己鼓个劲儿，心想咬咬牙就拍了，但一站到那个边缘，想到那个碎掉的沙袋，就会不自觉地往后退。
第一次试拍，我爬上钟楼顶端，成家班的人慢慢把我扶出窗外，晃晃悠悠地挂在指针上。在摄影机开始旋转之前，我整个人的重量挂在那个金属指针上，手忽然感到非常痛，我大喊成家班，他们赶忙过来把我拉回了屋内。
第二次试拍，我又是刚刚挂出去就让成家班把我拉了回来。刚好那天邹文怀跟何冠昌两个嘉禾的大老板来现场探班，他们上到楼顶，看到这么危险，简直是不要命，就过来拍拍我：“不跳就不跳吧，要不就用替身吧。”我说：“替身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放心吧，我可以。”
这样一拖就是6天过去了，我每天都找不一样的借口逃避拍摄，今天是顶光不好，明天是蓝天不好，后天是黄昏不好……反正我是导演，每次我说什么，灯光组、摄影组那些人也都只能表示认同。那不拍干什么呢？就先吃饭吧。连续六天没拍一个镜头，整个剧组都在等。到了第7天，那天阳光很好，我又上到楼顶，心里正在纠结的时候，洪金宝从下面路过，看到我又站在上面犹豫，他就忍不了了，站在楼下大骂道：“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每天都没地方停车，都要走路上来，你到底拍不拍？！”当时我被他一骂，那个感觉就来了，就说：“要不然这场你帮我做导演，你来帮我拍。”洪金宝说：“好，我来拍！”接着他一把抓过机器，跟现场的人们说：“准备！”
那时候拍戏还是胶片，也没有现在这么长的胶片，一卷胶片很快就没了，很珍贵的。我必须先把自己甩出去，下面才能开机，不然底片就不够用了。我让成家班离开，不要扶我，不然每次都想跟他们求助，“不行不行放我回去”。这次我决定一个人在那里挂着，挂到自己没力为止。听到四部机器同时动起来，洪金宝大声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就等你了！”我当时就觉得一阵热血涌上来，抓着指针，把自己甩出去，听到“Rolling，action”，一直等到手没有力气又很痛，抓不住指针了，才慢慢松手滑下来，心里说“算了”，接着整个人自由落体……
先撞到第一层布篷，布篷瞬间撕裂，接着是第二层，然后就是“咣当”摔到地面。我来不及做下意识的翻滚来缓解落地的冲击，直接摔在了地上。如果你们现在再去看一遍那个镜头，会发现我完全是等到抓不住指针之后才放弃，那个画面完全不是表演，它是真实的。
这一次拍完，我的脖子在落地时重重地折了一下，但我没死。用冰敷了一会儿以后，我告诉大家，准备重拍。“什么？你神经病啊！”洪金宝和元彪都觉得我疯了。我告诉他们，刚刚这个镜头只用了4秒钟，冲击力还不够，我希望这个动作能在电影里用10秒钟的长度，从不同角度得以展示。他们懒得再说服我，于是开始安排重拍。
第二次，一样的过程摔下来，掉到地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完全蒙了，毕竟是相隔不久的两次重创。我就是个神经病。元彪在那场戏里也是演员，他赶忙跑过来拉起我，小声在我耳边说：“快点站起来，快讲对白，不然就白摔了！”我听到他的声音，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起来，嘴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就被元彪和其他演员拖走了，这个镜头终于完成。
这部电影在发行的时候改名《A计划》，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跟两位师兄弟的勇敢尝试，为功夫片打开了新的创作方向。而对我来说，1983年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打造了我电影生涯最重要的标签——亲自表演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不用替身。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电影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有趣的观影体验，同时也带给他们绝对值回票价的高危刺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