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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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祸不单行的日子
回过头继续说，老刘还在赶往应天的路上。
朱元璋却出事了。
朱老大的事业，在对阵陈友谅时，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量变的积累眼看就要形成质变了，很多以前积攒下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到此时就免不了来次集中性爆发。这也算是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的震荡和调整吧。
老刘在回家“丁忧”之前就提醒过朱老大，让他对于江西和浙江的事注意点，可朱老大没太在意。
终于，浙江方面先出大事了。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驻扎于金华地区的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等突然发动叛乱，杀守臣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等。
当初，胡大海拿下严州时，刘震等人来降，胡大海喜其骁勇，便将他们留置麾下，待之不疑。等到这帮人开始谋反时，刘震有点良心上过不去，觉得胡大海对自己不错，不忍痛下杀手。
但李福却对大伙说道:“胡参政待咱是不错，可是大权在主将手里，如果不杀掉主将，那么事情就很难成功。如今要举大事，就顾不得私恩了！”大伙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便下了决心，又通知了衢州、处州的苗帅李佑之等，约定二月七日这天一同举兵。
到了这天，蒋英等人先是假装请胡大海到八咏楼下观弩。待到观看完出来时，老胡将要上马，蒋英的部下钟矮子突然跪在老胡马前，然后假装可怜地诉说道:“蒋英等欲杀我！”老胡于是转身想问问蒋英是怎么回事，只见蒋英从袖中拿出一柄铁锤，好象要砸钟矮子。可是这小子是虚晃一招——他趁老胡不防，一锤就猛砸到老胡头上。老胡受伤倒地，蒋英立即上前，割下了老胡的首级。
可怜老胡如此将才，没死在战场上，却丧命于小人之手，真是令人扼腕。
接着，蒋英提着老胡的人头出示各处，胁迫同佥宁安庆、院判张斌等人就范。随后，叛军又袭杀了老胡的儿子胡关住，又擒住了郎中王恺。
王恺誓死不从叛贼，他正色道:“吾职居郎署，同守此土，义当死！宁从贼耶？”刘震再次心生恻隐，想要放了王恺，可是有人和王恺有仇，结果王恺等人皆被害。
当胡大海的死讯在金华地区传开后，“婺人莫不哀恸流涕，如丧父母”，可见这老胡人缘是多么好！
苗军反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坐镇浙东的朱文忠那里。他立即派出元帅何世明、掾史郭彦仁等率兵前往征讨。当征讨部队到达兰溪时，蒋英等畏惧起来，于是把城中劫掠一空，最后投降了张士诚。
老胡死难的噩耗传到朱老大那里，朱老大痛彻肝肺，痛定之余，追赠老胡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谥“武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英等人谋反成功的消息传到处州，处州苗军元帅李佑之、贺仁得等也闻风而动，作乱杀害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及朱老大的养子朱文刚等人，并一举占据了处州城。
文忠得信，又派出元帅王佑等率兵屯缙云以伺机收复处州。
当朱老大又听到处州的噩耗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即刻命令平章邵荣率大军前往征讨。
话说就在李佑之等作乱时，耿再成正陪一帮客人在吃饭，闻讯后他立即上马，还没来得及整顿兵马应敌，叛军就杀来了，耿同志便迎着他们骂道:“你们这帮贼奴！国家怎么辜负你们了，你们要造反？”但叛军一拥而上，耿同志招架不及，被刺中脖子，不久壮烈了。
之前为朱元璋招纳刘基出了大力的孙炎被生擒后，也是誓死不屈。他被害时不过三十多岁。
胡大海一死，大局无人主持,而浙东重地，非心腹重臣不能镇守。
于是，朱元璋升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仍驻扎于金华，统领浙东军马。
也就是说，文忠已经基本接替了老胡的担子，成为了浙东地区的总负责人。
浙东动荡不安，张士诚也来浑水摸鱼，派其弟张士信率兵围攻诸全。诸全守将谢再兴率军迎敌，两军鏖战近一个月不分胜负。
后来，谢再兴设伏兵擒杀了张家军千余人。张士信大怒，增兵加紧攻城，谢再兴坚持不住了，赶紧向文忠告急。文忠派胡德济率军增援，但胡德济的援军也有限，谢再兴再请增援。
此时金华叛乱初定，而严州靠近敌境，处州又为叛苗所据，文忠一时为难了。正在犯难之际，他想到邵荣等讨伐处州的大军将到，于是便与都事史炳等定下先声而后实之计。
他们派人到处扬言徐达、邵荣等率领大军已到严州，不日就将进击诸全，而且文忠还派人到各处张贴榜文。
张士信的士兵见到榜文后，多半信以为真，于是人心开始骚动起来，很多人都想乘夜逃遁。胡德济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与谢再兴夜半突袭了张家军，结果张家军大败，诸全之围也因此化解。
不过话说回来，张家军的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中计。张士信纨绔子弟一个，他随军必备的武器:女人、歌舞戏班、骰子，整天就玩这些个，没干过正事。手下诸将也跟着学，士兵也斗志全无。要不，小小的诸全至于一个多月都拿不下来。
此刻，邵荣率大军已到达处州，进展也非常顺利。他先是令院判张斌、王祐、胡深等分攻处州城四门，并焚烧了其东、北两门，军士登城而入。最终，李祐之自杀，贺德仁被擒获。处州复平，改任王祐守城，邵荣则即刻率大军返回应天。
浙江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了，应天政权的一臂得以保全，朱元璋也稍稍安了几分心。
当初刘基所强调的除了浙江的问题外，也提到了江西方面。
不过，朱老大有点先见之明，从前血战太平的教训实在太深刻，所以，当朱家军入驻洪都城后，即刻便修筑加固城池。考虑到旧城西面临水，故特意将城墙向里移了约三十步；而东南方向空旷，便又向那边扩展了二十余里。如此一来，洪都城就坚固多了。
邓愈不久被任命为江西行省参政，受命留守洪都，都事万思诚、知府叶琛等人辅助。而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等人，则跟随朱元璋回到了应天。
胡廷瑞不仅因避朱老大“国瑞”的讳而改名为胡美（也称胡廷美），他还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朱老大。出于巩固双方关系的目的，朱老大只好笑纳。
可是还没久，洪都就传来消息:祝宗、康泰叛乱，已攻陷洪都府。
当初献洪都投降时，祝宗、康泰二人就是心怀鬼胎的。他们时常挑胡廷瑞的不是，胡廷瑞反复安抚他们，他们才暂时安生下来。
等胡廷瑞到应天后，想到祝、康二人，惟恐他们再生乱子，于自己不利，便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朱元璋。朱老大于是下令:令祝、康二人带所部兵马前往湖广听从徐达调遣。二人感到情况不妙，于是仓促之间发动了叛乱。
因为事发突然，邓愈应变不及，只得带着数十骑出逃，与叛军几次遭遇，邓愈且战且走，跟随的人大都战死。幸亏他身经百战，再加上养子将马让与他骑，邓愈才侥幸得脱，没有重演胡大海的悲剧。
邓愈是捡回了条性命，可惜万思诚、叶琛皆死于这次叛乱。
洪都叛乱的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当即命徐达等从湖广回军前往征讨。很快，徐达就攻破了洪都城，祝宗在逃亡中被杀，康泰被生擒。因为康泰是胡廷瑞的外甥，结果被从轻发落。
有人可能会说朱老大这次徇私也太明显了，但对他来说，这是为了顾全大局，眼下的局面，实在不宜再多生动荡。待到后来胡廷瑞也犯到他手里时，他一样照杀不误。
稳定江西的大局很重要，朱老大曾经说过:“得了江西，如同斩下陈友谅之膀臂。此地是故楚中心，应天的西南屏障。加之本地人喜诉讼而难以管制，贼寇甚多，非心腹干练之人不可守。”
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朱元璋便命亲侄朱文正为大都督府左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前往镇守江西。还特命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等参谋，另外，邓愈、赵德胜等人也一同前往协助镇守。
“文正既至，增浚城池，严为守备”，城防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另外，他还招谕山寨贼寇们来降，绝大多数的头目都表示归顺，对于那些好打官司的人，下令一律处死。如此一来，号令严肃，远近震慑。
可文正自己，一旦脱离老叔的管束，就如同脱了缰的野马，居然干出了一些荒淫的勾当。他任用卫达可等小人为心腹，帮着到处搜罗美女，宠幸个几十天，要么抛弃，要么干脆投到井里淹死，弄得民怨甚重。而老叔派的人到洪都巡视，他就重加贿赂，再说单凭他的身份，就没谁敢去举报。
单就着一点，文正跟文忠就没法比。不过新官上任，驻防的又是重地，他小子也不敢太得意忘形。
其实，远处的敌人倒并不可怕，身边的人反叛才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朱老大一贯对此高度警惕。身边的人多次反水，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他对待开国功臣的态度。
就在这年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人谋反了。
邵荣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按照《明实录》中的记载:邵荣与朱老大在濠州时期便是战友，渡江占领应天之后，在小明王的册封中，他和朱元璋基本是平级。后来随着朱元璋一系列手腕的运用，在革命队伍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邵荣才逐渐变成其手下，但所充当的是副职的角色，也就是比朱老大低半级，但高于徐达等人。赵继祖则同常遇春、邓愈等人平级。
对于邵荣，朱老大一贯甚是尊敬。但自平定处州之乱后，邵荣愈加居功自傲，对朱元璋颇多怨言。其部下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朱老大，邵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与赵继祖等谋划伺机作乱。
有一天，朱老大在三山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伏兵门内准备痛下杀手。朱老大感到了异常，于是换了服装改从其它道路回去了。邵荣没有得逞，其手下宋国兴偷偷到朱老大那里告密，朱老大于是将邵荣叫来当面对质。没想到邵荣倒也干脆，对此供认不讳，只道:“死而已。”
朱元璋便将邵荣等拘禁起来，召集诸将商讨处置办法。
这一方面是向大伙表明，自己念及战友之情，不忍立刻诛杀之；另一方面也想看看诸将的态度，让大家选择站队，毕竟邵荣在名义上还是自己的副职，诸将的副统帅。
常遇春第一个表明立场:“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力主杀掉邵荣。
常同志这一发言，就等于定了调子，就算还有想替邵荣说几句话的，也不敢再多嘴了。毕竟，保一个将死之人于己何利？于是，大伙齐声说杀。
朱老大见众人态度如此坚决，心里也很满意。
于是“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邵荣等）诀，皆就诛。”作秀成分自不必说，或许也有几丝伤感。
需要说明的是，《明实录》中的记载是不能尽信的。
对于邵荣谋反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是朱元璋清洗郭子兴旧部的一种继续，而且他分明使的是“打草惊蛇”、“请君入瓮”之计——故意惊动邵荣，迫其作乱，而自己则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专等邵荣往圈套里钻，最后再抓个现形。
另外，也有其他史料上记载说，邵荣被抓后有悔恨之意。当朱元璋质问邵荣等人时，说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邵荣则回答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儿女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有点避重就轻，将责任归咎于朱元璋，但也在暗示自己是一时糊涂，并无真正反心。
朱元璋请他饮酒，他却不喝，只是追悔而泣。是赵继祖却很认命，他呼喊着对邵荣说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他认为应该早下手除掉朱元璋，否则，也不至于落到今日兔死狗烹的下场。
朱元璋本想给他们留条活路，“禁锢终身，听其自死”。
但常遇春却强烈反对:“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这样一番话，言之凿凿。
最后，朱元璋便命人勒死了邵荣等人，并抄了他们的家。
总的来说，这次事件，表面来看是邵荣谋反伏诛，实则还是朱元璋对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次清洗。
邵荣一向不是朱元璋的嫡系，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出任左丞相之前，邵荣与他曾是平级的，只不过朱元璋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罢了。在郭氏兄弟被除掉后，邵荣便掌握了原郭子兴的旧部，队伍内部的派系之争便延续下来。
对于身居朱元璋之下，邵荣很不甘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爆发的。《国榷》中对这一状况也进行了说明:“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朱元璋与邵荣等人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当朱元璋一路由平章、左丞相而至于吴国公后，邵荣的心里就愈加不平衡。
而朱元璋对此自然也早有觉察，并有防范。他既借刀杀了郭氏兄弟，势必会有人不服；而且邵荣的存在，本身也是对朱元璋权威的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邵荣等人为什么会选择至正二十二年七月谋反，显然跟之前浙江、江西的那几次叛乱有关。此时朱元璋根基动摇，邵荣便携平定处州之威，向朱元璋发难。
另外，邵荣之前一直没有敢于轻举妄动，或许也是在等待有利时机。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他不能再等了，因为朱元璋正在脱胎换骨——之前，邵、朱二人名义上都是小明王的臣属，可到了这年，小明王的政权眼看就要灭亡，而朱元璋却大有自立之势。一旦朱元璋称王，名分一定，那么就回天无力了。所以，他只得仓促动手。
在大明开国后，邵荣的功绩，基本就被选择性抹去了（有兴趣的，可以参看《邵荣事迹钩沉》一文）。
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不忘清洗内部，以断臂求生式的狠辣来换取对全军的绝对掌控，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这点与他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可谓是如出一辙。
5、血染的风采
至正二十三年，对于朱元璋的事业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在坐观时局之后，朱元璋预感到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所以，这年一开春，朱老大便重申屯田之令，他传谕诸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而其余地方，所获甚寡。今以后诸将宜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将士们转眼间俨然为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
不过，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被很快被打破了。
在南线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线的主意，这年二月，张士诚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在的安丰1。
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老弱病残，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朱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里赶到应天，力阻朱元璋去救援安丰，他说:“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真要救回来，又往哪里摆呢？
但是朱元璋主意已定，他认为: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士诚就会愈加猖狂起来；还有，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士诚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对应天政权形成半包围态势。
第二，通过前几次，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疼了，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大动作。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也可以将小明王完全控制起来。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教训一下张士诚，朱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亲率20万主力大军北援安丰。
1今安徽寿县，约在南京的西北面四百里处。
三月，朱元璋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突围来到了朱元璋军中。不过有史书上记载刘福通此刻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元璋设计所害。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朱元璋大军赶到，连忙部署防御，准备拼死反抗。
朱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攻击，不料反遭吕珍部的围攻。于是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结果吕珍这个常遇春的手下败将还是没长进，竟三战三败，只得退出了安丰。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虽然是陈友谅方面的人，但在对付朱元璋这点上，他们却是与张士诚一致的。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来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
朱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他留下了徐达并命其围攻庐州，因为左君弼部对于应天的威胁也很大，而此刻，安丰已被一伙元军乘机占领。
小明王最后被安置在了滁州，本来他就是徒有虚名，《国榷》中记载他:“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寄兴游乐的公子哥儿。
然而，这边刚刚到家的朱老大还没坐稳，西线就传来消息:陈友谅大军直逼洪都，已将整座城团团围住。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近两年来，他被朱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连丧土地，若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姓陈的就得玩完了。另外，经过几次对朱部的大战，他更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是必不可少的。
上次龙湾之战的失利虽有偶然，自己的水军并不弱，但朱元璋的水军之强大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印记。这一次，为了扭转战局，为了占尽水军的绝对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全力，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数百艘主力舰比从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层上的人说话其它层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都是用铁皮包裹了起来。
对此，陈友谅是非常自信，“自为必胜之计”，报仇血耻的时刻就要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激励将士们的斗志，陈友谅特一同装载着自己的“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
这一年是闰三月，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已是四月份。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陈家军首战选择洪都，而不是趁虚直捣应天？
在我看来，陈友谅选择这样的进军路线是为求稳妥。上次他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还在自己手里，无后顾之忧，如今他只有先行拿下洪都，并以鄱阳湖地区为基地，然后东下，才觉得更有把握些。
另外，洪都毗邻鄱阳湖，且是江西的腹心，也正好发挥陈家军的水师威力。反正，在陈友谅看来:取洪都势在必行，也易如反掌。
相对于上次的奇袭应天，这一次他能达成所愿吗？
洪都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与鄱阳湖之间有水路（赣江）可以贯通。前面已经说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缩了三十步，如此一来舰船就无法迫近登城了。
陈友谅此次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总兵力为60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但除开家属、有关随员后，至少也不下于40万。
而朱元璋部当时的总兵力估计在40万左右，与陈部旗鼓相当——当然，陈皇帝留守后方的估计仍有不下十万余人。
所以，当陈友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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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祸不单行的日子
回过头继续说，老刘还在赶往应天的路上。
朱元璋却出事了。
朱老大的事业，在对阵陈友谅时，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量变的积累眼看就要形成质变了，很多以前积攒下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到此时就免不了来次集中性爆发。这也算是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的震荡和调整吧。
老刘在回家“丁忧”之前就提醒过朱老大，让他对于江西和浙江的事注意点，可朱老大没太在意。
终于，浙江方面先出大事了。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驻扎于金华地区的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等突然发动叛乱，杀守臣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等。
当初，胡大海拿下严州时，刘震等人来降，胡大海喜其骁勇，便将他们留置麾下，待之不疑。等到这帮人开始谋反时，刘震有点良心上过不去，觉得胡大海对自己不错，不忍痛下杀手。
但李福却对大伙说道:“胡参政待咱是不错，可是大权在主将手里，如果不杀掉主将，那么事情就很难成功。如今要举大事，就顾不得私恩了！”大伙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便下了决心，又通知了衢州、处州的苗帅李佑之等，约定二月七日这天一同举兵。
到了这天，蒋英等人先是假装请胡大海到八咏楼下观弩。待到观看完出来时，老胡将要上马，蒋英的部下钟矮子突然跪在老胡马前，然后假装可怜地诉说道:“蒋英等欲杀我！”老胡于是转身想问问蒋英是怎么回事，只见蒋英从袖中拿出一柄铁锤，好象要砸钟矮子。可是这小子是虚晃一招——他趁老胡不防，一锤就猛砸到老胡头上。老胡受伤倒地，蒋英立即上前，割下了老胡的首级。
可怜老胡如此将才，没死在战场上，却丧命于小人之手，真是令人扼腕。
接着，蒋英提着老胡的人头出示各处，胁迫同佥宁安庆、院判张斌等人就范。随后，叛军又袭杀了老胡的儿子胡关住，又擒住了郎中王恺。
王恺誓死不从叛贼，他正色道:“吾职居郎署，同守此土，义当死！宁从贼耶？”刘震再次心生恻隐，想要放了王恺，可是有人和王恺有仇，结果王恺等人皆被害。
当胡大海的死讯在金华地区传开后，“婺人莫不哀恸流涕，如丧父母”，可见这老胡人缘是多么好！
苗军反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坐镇浙东的朱文忠那里。他立即派出元帅何世明、掾史郭彦仁等率兵前往征讨。当征讨部队到达兰溪时，蒋英等畏惧起来，于是把城中劫掠一空，最后投降了张士诚。
老胡死难的噩耗传到朱老大那里，朱老大痛彻肝肺，痛定之余，追赠老胡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谥“武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英等人谋反成功的消息传到处州，处州苗军元帅李佑之、贺仁得等也闻风而动，作乱杀害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及朱老大的养子朱文刚等人，并一举占据了处州城。
文忠得信，又派出元帅王佑等率兵屯缙云以伺机收复处州。
当朱老大又听到处州的噩耗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即刻命令平章邵荣率大军前往征讨。
话说就在李佑之等作乱时，耿再成正陪一帮客人在吃饭，闻讯后他立即上马，还没来得及整顿兵马应敌，叛军就杀来了，耿同志便迎着他们骂道:“你们这帮贼奴！国家怎么辜负你们了，你们要造反？”但叛军一拥而上，耿同志招架不及，被刺中脖子，不久壮烈了。
之前为朱元璋招纳刘基出了大力的孙炎被生擒后，也是誓死不屈。他被害时不过三十多岁。
胡大海一死，大局无人主持,而浙东重地，非心腹重臣不能镇守。
于是，朱元璋升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仍驻扎于金华，统领浙东军马。
也就是说，文忠已经基本接替了老胡的担子，成为了浙东地区的总负责人。
浙东动荡不安，张士诚也来浑水摸鱼，派其弟张士信率兵围攻诸全。诸全守将谢再兴率军迎敌，两军鏖战近一个月不分胜负。
后来，谢再兴设伏兵擒杀了张家军千余人。张士信大怒，增兵加紧攻城，谢再兴坚持不住了，赶紧向文忠告急。文忠派胡德济率军增援，但胡德济的援军也有限，谢再兴再请增援。
此时金华叛乱初定，而严州靠近敌境，处州又为叛苗所据，文忠一时为难了。正在犯难之际，他想到邵荣等讨伐处州的大军将到，于是便与都事史炳等定下先声而后实之计。
他们派人到处扬言徐达、邵荣等率领大军已到严州，不日就将进击诸全，而且文忠还派人到各处张贴榜文。
张士信的士兵见到榜文后，多半信以为真，于是人心开始骚动起来，很多人都想乘夜逃遁。胡德济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与谢再兴夜半突袭了张家军，结果张家军大败，诸全之围也因此化解。
不过话说回来，张家军的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中计。张士信纨绔子弟一个，他随军必备的武器:女人、歌舞戏班、骰子，整天就玩这些个，没干过正事。手下诸将也跟着学，士兵也斗志全无。要不，小小的诸全至于一个多月都拿不下来。
此刻，邵荣率大军已到达处州，进展也非常顺利。他先是令院判张斌、王祐、胡深等分攻处州城四门，并焚烧了其东、北两门，军士登城而入。最终，李祐之自杀，贺德仁被擒获。处州复平，改任王祐守城，邵荣则即刻率大军返回应天。
浙江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了，应天政权的一臂得以保全，朱元璋也稍稍安了几分心。
当初刘基所强调的除了浙江的问题外，也提到了江西方面。
不过，朱老大有点先见之明，从前血战太平的教训实在太深刻，所以，当朱家军入驻洪都城后，即刻便修筑加固城池。考虑到旧城西面临水，故特意将城墙向里移了约三十步；而东南方向空旷，便又向那边扩展了二十余里。如此一来，洪都城就坚固多了。
邓愈不久被任命为江西行省参政，受命留守洪都，都事万思诚、知府叶琛等人辅助。而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等人，则跟随朱元璋回到了应天。
胡廷瑞不仅因避朱老大“国瑞”的讳而改名为胡美（也称胡廷美），他还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朱老大。出于巩固双方关系的目的，朱老大只好笑纳。
可是还没久，洪都就传来消息:祝宗、康泰叛乱，已攻陷洪都府。
当初献洪都投降时，祝宗、康泰二人就是心怀鬼胎的。他们时常挑胡廷瑞的不是，胡廷瑞反复安抚他们，他们才暂时安生下来。
等胡廷瑞到应天后，想到祝、康二人，惟恐他们再生乱子，于自己不利，便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朱元璋。朱老大于是下令:令祝、康二人带所部兵马前往湖广听从徐达调遣。二人感到情况不妙，于是仓促之间发动了叛乱。
因为事发突然，邓愈应变不及，只得带着数十骑出逃，与叛军几次遭遇，邓愈且战且走，跟随的人大都战死。幸亏他身经百战，再加上养子将马让与他骑，邓愈才侥幸得脱，没有重演胡大海的悲剧。
邓愈是捡回了条性命，可惜万思诚、叶琛皆死于这次叛乱。
洪都叛乱的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当即命徐达等从湖广回军前往征讨。很快，徐达就攻破了洪都城，祝宗在逃亡中被杀，康泰被生擒。因为康泰是胡廷瑞的外甥，结果被从轻发落。
有人可能会说朱老大这次徇私也太明显了，但对他来说，这是为了顾全大局，眼下的局面，实在不宜再多生动荡。待到后来胡廷瑞也犯到他手里时，他一样照杀不误。
稳定江西的大局很重要，朱老大曾经说过:“得了江西，如同斩下陈友谅之膀臂。此地是故楚中心，应天的西南屏障。加之本地人喜诉讼而难以管制，贼寇甚多，非心腹干练之人不可守。”
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朱元璋便命亲侄朱文正为大都督府左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前往镇守江西。还特命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等参谋，另外，邓愈、赵德胜等人也一同前往协助镇守。
“文正既至，增浚城池，严为守备”，城防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另外，他还招谕山寨贼寇们来降，绝大多数的头目都表示归顺，对于那些好打官司的人，下令一律处死。如此一来，号令严肃，远近震慑。
可文正自己，一旦脱离老叔的管束，就如同脱了缰的野马，居然干出了一些荒淫的勾当。他任用卫达可等小人为心腹，帮着到处搜罗美女，宠幸个几十天，要么抛弃，要么干脆投到井里淹死，弄得民怨甚重。而老叔派的人到洪都巡视，他就重加贿赂，再说单凭他的身份，就没谁敢去举报。
单就着一点，文正跟文忠就没法比。不过新官上任，驻防的又是重地，他小子也不敢太得意忘形。
其实，远处的敌人倒并不可怕，身边的人反叛才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朱老大一贯对此高度警惕。身边的人多次反水，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他对待开国功臣的态度。
就在这年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人谋反了。
邵荣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按照《明实录》中的记载:邵荣与朱老大在濠州时期便是战友，渡江占领应天之后，在小明王的册封中，他和朱元璋基本是平级。后来随着朱元璋一系列手腕的运用，在革命队伍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邵荣才逐渐变成其手下，但所充当的是副职的角色，也就是比朱老大低半级，但高于徐达等人。赵继祖则同常遇春、邓愈等人平级。
对于邵荣，朱老大一贯甚是尊敬。但自平定处州之乱后，邵荣愈加居功自傲，对朱元璋颇多怨言。其部下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朱老大，邵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与赵继祖等谋划伺机作乱。
有一天，朱老大在三山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伏兵门内准备痛下杀手。朱老大感到了异常，于是换了服装改从其它道路回去了。邵荣没有得逞，其手下宋国兴偷偷到朱老大那里告密，朱老大于是将邵荣叫来当面对质。没想到邵荣倒也干脆，对此供认不讳，只道:“死而已。”
朱元璋便将邵荣等拘禁起来，召集诸将商讨处置办法。
这一方面是向大伙表明，自己念及战友之情，不忍立刻诛杀之；另一方面也想看看诸将的态度，让大家选择站队，毕竟邵荣在名义上还是自己的副职，诸将的副统帅。
常遇春第一个表明立场:“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力主杀掉邵荣。
常同志这一发言，就等于定了调子，就算还有想替邵荣说几句话的，也不敢再多嘴了。毕竟，保一个将死之人于己何利？于是，大伙齐声说杀。
朱老大见众人态度如此坚决，心里也很满意。
于是“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邵荣等）诀，皆就诛。”作秀成分自不必说，或许也有几丝伤感。
需要说明的是，《明实录》中的记载是不能尽信的。
对于邵荣谋反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是朱元璋清洗郭子兴旧部的一种继续，而且他分明使的是“打草惊蛇”、“请君入瓮”之计——故意惊动邵荣，迫其作乱，而自己则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专等邵荣往圈套里钻，最后再抓个现形。
另外，也有其他史料上记载说，邵荣被抓后有悔恨之意。当朱元璋质问邵荣等人时，说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邵荣则回答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儿女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有点避重就轻，将责任归咎于朱元璋，但也在暗示自己是一时糊涂，并无真正反心。
朱元璋请他饮酒，他却不喝，只是追悔而泣。是赵继祖却很认命，他呼喊着对邵荣说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他认为应该早下手除掉朱元璋，否则，也不至于落到今日兔死狗烹的下场。
朱元璋本想给他们留条活路，“禁锢终身，听其自死”。
但常遇春却强烈反对:“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这样一番话，言之凿凿。
最后，朱元璋便命人勒死了邵荣等人，并抄了他们的家。
总的来说，这次事件，表面来看是邵荣谋反伏诛，实则还是朱元璋对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次清洗。
邵荣一向不是朱元璋的嫡系，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出任左丞相之前，邵荣与他曾是平级的，只不过朱元璋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罢了。在郭氏兄弟被除掉后，邵荣便掌握了原郭子兴的旧部，队伍内部的派系之争便延续下来。
对于身居朱元璋之下，邵荣很不甘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爆发的。《国榷》中对这一状况也进行了说明:“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朱元璋与邵荣等人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当朱元璋一路由平章、左丞相而至于吴国公后，邵荣的心里就愈加不平衡。
而朱元璋对此自然也早有觉察，并有防范。他既借刀杀了郭氏兄弟，势必会有人不服；而且邵荣的存在，本身也是对朱元璋权威的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邵荣等人为什么会选择至正二十二年七月谋反，显然跟之前浙江、江西的那几次叛乱有关。此时朱元璋根基动摇，邵荣便携平定处州之威，向朱元璋发难。
另外，邵荣之前一直没有敢于轻举妄动，或许也是在等待有利时机。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他不能再等了，因为朱元璋正在脱胎换骨——之前，邵、朱二人名义上都是小明王的臣属，可到了这年，小明王的政权眼看就要灭亡，而朱元璋却大有自立之势。一旦朱元璋称王，名分一定，那么就回天无力了。所以，他只得仓促动手。
在大明开国后，邵荣的功绩，基本就被选择性抹去了（有兴趣的，可以参看《邵荣事迹钩沉》一文）。
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不忘清洗内部，以断臂求生式的狠辣来换取对全军的绝对掌控，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这点与他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可谓是如出一辙。
5、血染的风采
至正二十三年，对于朱元璋的事业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在坐观时局之后，朱元璋预感到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所以，这年一开春，朱老大便重申屯田之令，他传谕诸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而其余地方，所获甚寡。今以后诸将宜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将士们转眼间俨然为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
不过，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被很快被打破了。
在南线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线的主意，这年二月，张士诚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在的安丰1。
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老弱病残，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朱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里赶到应天，力阻朱元璋去救援安丰，他说:“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真要救回来，又往哪里摆呢？
但是朱元璋主意已定，他认为: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士诚就会愈加猖狂起来；还有，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士诚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对应天政权形成半包围态势。
第二，通过前几次，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疼了，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大动作。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也可以将小明王完全控制起来。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教训一下张士诚，朱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亲率20万主力大军北援安丰。
1今安徽寿县，约在南京的西北面四百里处。
三月，朱元璋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突围来到了朱元璋军中。不过有史书上记载刘福通此刻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元璋设计所害。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朱元璋大军赶到，连忙部署防御，准备拼死反抗。
朱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攻击，不料反遭吕珍部的围攻。于是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结果吕珍这个常遇春的手下败将还是没长进，竟三战三败，只得退出了安丰。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虽然是陈友谅方面的人，但在对付朱元璋这点上，他们却是与张士诚一致的。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来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
朱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他留下了徐达并命其围攻庐州，因为左君弼部对于应天的威胁也很大，而此刻，安丰已被一伙元军乘机占领。
小明王最后被安置在了滁州，本来他就是徒有虚名，《国榷》中记载他:“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寄兴游乐的公子哥儿。
然而，这边刚刚到家的朱老大还没坐稳，西线就传来消息:陈友谅大军直逼洪都，已将整座城团团围住。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近两年来，他被朱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连丧土地，若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姓陈的就得玩完了。另外，经过几次对朱部的大战，他更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是必不可少的。
上次龙湾之战的失利虽有偶然，自己的水军并不弱，但朱元璋的水军之强大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印记。这一次，为了扭转战局，为了占尽水军的绝对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全力，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数百艘主力舰比从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层上的人说话其它层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都是用铁皮包裹了起来。
对此，陈友谅是非常自信，“自为必胜之计”，报仇血耻的时刻就要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激励将士们的斗志，陈友谅特一同装载着自己的“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
这一年是闰三月，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已是四月份。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陈家军首战选择洪都，而不是趁虚直捣应天？
在我看来，陈友谅选择这样的进军路线是为求稳妥。上次他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还在自己手里，无后顾之忧，如今他只有先行拿下洪都，并以鄱阳湖地区为基地，然后东下，才觉得更有把握些。
另外，洪都毗邻鄱阳湖，且是江西的腹心，也正好发挥陈家军的水师威力。反正，在陈友谅看来:取洪都势在必行，也易如反掌。
相对于上次的奇袭应天，这一次他能达成所愿吗？
洪都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与鄱阳湖之间有水路（赣江）可以贯通。前面已经说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缩了三十步，如此一来舰船就无法迫近登城了。
陈友谅此次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总兵力为60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但除开家属、有关随员后，至少也不下于40万。
而朱元璋部当时的总兵力估计在40万左右，与陈部旗鼓相当——当然，陈皇帝留守后方的估计仍有不下十万余人。
所以，当陈友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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