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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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在旧社会
如果要推选中国历史上最金戈铁马气的朝代，非元朝莫属；但如果要推选最为人所不解的朝代，那也非元朝莫属。
“二十四史”中也属《元史》修得最扑朔迷离。元朝就这样以它那雄浑、神秘的魅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据说哥伦布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消息不通，仅仅因为受到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大家争抢着还想来元朝一睹天颜呢，可惜那时元朝已经灭亡一个多世纪了。
在历史学家眼中，大元颇有几分暴发户的味道——凭借军事强力，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但好景不常，一个多世纪就近乎灰飞烟灭了。真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蒙古贵族大量抢占土地，寺院和汉族地主等也起来大肆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断了活路，国家也减少了收入来源。
而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过节要交“过节税”，过生日要交“生日税”，管个事要交“常例税”，人情往来要交“人情税”，打官司要交“公事税”，发个传票、拘票要交“赍发税”……
既然做什么都得交税，那什么都不做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交“撒花税”。
当时流传一些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元代的官吏是中国历代同行中学识、修养最差的一群。因为元朝废除科举，官吏大多非科班出身，文化素养极差，道德操守也高不到哪里。官场一片漆黑。
旷古绝今的畸形排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被成为“臭老九”，就是从元朝发端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腐败官吏近乎变态的仇恨，估计就是这时落下的病根。
他曾一度回忆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元统治者还把国民分三六九等，大搞民族歧视，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就反映在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愚蠢态度上。
元廷甚至一度废除了科举，后来虽然不得不重开，但录取汉人（南人）的名额也少得可怜。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沉沦民间，结果自然引起了他们对朝廷的极大不满，也使得他们对于大元更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老子既然没吃你的饭，自然心也就不会向着你！
志不得伸的读书人与失去土地的破产中小地主、流亡的农民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大元的掘墓人。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理，读书人不是万能的，但少了读书人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朝廷里少了文化气息，那些个粗人没有章法可循，勾心斗角、胡作非为就多了，有时连皇帝都敢杀，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短短五年时间，就换了五位皇帝，这样的帝国还有何安全感可言？
整个大元，到处都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到处都传诵着即将改朝换代的童谣。
如河北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河南童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这些童谣中的很多后来都被朱重八加以利用过。它们在民众中的煽惑力确也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这个“吴家国”，明明张士诚已经称吴王了，可是朱元璋为了应谶，居然也称了“吴王”。
揭竿而起的事件开始不断发生。有些造反者的旗上干脆就写着这样苦痛、无奈的心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风险系数的，只要造反的风险系数低于坐以待毙，那老百姓就一定会趋之若骛——存在高于一切，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曾有人专门统计过民国时期的一些强盗、土匪的死亡率，大致不到40%，而普通平民的死亡系数却超过50%。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匪窝子，尤其像东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天灾人祸突出的地方。
历史证明，人祸虽然是改朝换代的内在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天灾的直接作用。
元末的四十多年间，天灾的记载可谓不绝于书（其实明末的天灾也是古今罕有）。
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元年（1328年），“不雨，大饥，民相食”；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元统元年（1333年），“大霖雨，京畿水平地起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渡汴梁，食田禾一空”……
古人云:“善不积则不足以成名，恶不积则不足以灭身”。七分人祸，加上三分天灾。
大元帝国的厄运即将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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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物是怎样练成的
就像宋徽宗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怎么看元顺帝都不像亡国之君。
甚至可以追溯更久远一点，包括西汉哀帝、东汉灵帝、隋炀帝等几位君主，仔细研究后，人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曾经也热血过。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所谓“中兴”现象，顺帝老兄也曾有志于帝国中兴，也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好青年。
别的皇帝多是见摊子太烂，干脆破罐子破摔，他老兄则是骄傲过度。
就像车子本来开得好好的，他老兄一得意就撒了把，最后就直接奔阴沟里去了。
少年顺帝即位之初，处于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身家性命的保全尚需时日，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力量振兴朝纲、刷新政治。
他此时的遭遇，很像当年的秦始皇——甫一等位，就在吕不韦的阴影下过日子。更有点类似北周武帝宇文邕，完全是权臣宇文护等人的傀儡。
政治上的失意和被冷落，使得年轻的顺帝慢慢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
到顺帝继位的第三年，他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顺帝这么做的用意，无非是要向全天下表明——咱要实现大元帝国的伟大中兴！
也就在这一年，他巧行借刀杀人之计，假伯颜之手除掉了燕帖木儿，接着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脱脱。
在政治新秀脱脱的辅佐下，顺帝又顺利地搞掉了伯颜。
有趣的是:脱脱本是伯颜的亲侄子。但两人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做人差距更是巨大。
伯颜纯粹是一靠军功起家的武夫，粗鄙狂妄、贪婪恶毒。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而同一家门走出来的脱脱，跟他的大伯简直判若两人。他少时便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尤其钦佩儒家文化，眼见元廷大厦将倾，脱脱同志总想有一番作为。
换了别人，有个权焰熏天的伯父，巴结都还来不及，但脱脱刚好相反，却常常为此担忧。有一次他就对父亲说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也就是说，他早就想跟自己为非作歹的伯父划清界限，这算是和顺帝想到了一块。
除掉了不靠谱的伯颜之后，顺帝终于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帝。
后来，他重用脱脱，任命其为丞相，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顺帝老兄这个头开得很漂亮，但可惜的是，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者总不能善终。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毕竟大元眼看就国将不国，眼睛没瞎的人都看得出来。
兴文治，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举，修订典籍，《宋史》、《辽史》、《金史》也是此时在他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虽然晚了一个世纪，虽然质量有些问题，但总算聊胜于无（历代都是在开国之初便给前朝修史，既是经验总结，又是向天下昭示新朝气象，只有元朝是接近末世才给前朝修史，也算是一大奇观）。
至正十年（1350），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也就是发行新货币。不过结果事与愿违，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整个大元的经济更加混乱，物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富人却趁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一经元朝官吏之手，立马就神奇般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他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却不顾农时，老百姓连吃饭都发愁了，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弄得民怨沸腾。
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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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推选中国历史上最金戈铁马气的朝代，非元朝莫属；但如果要推选最为人所不解的朝代，那也非元朝莫属。
“二十四史”中也属《元史》修得最扑朔迷离。元朝就这样以它那雄浑、神秘的魅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据说哥伦布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消息不通，仅仅因为受到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大家争抢着还想来元朝一睹天颜呢，可惜那时元朝已经灭亡一个多世纪了。
在历史学家眼中，大元颇有几分暴发户的味道——凭借军事强力，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但好景不常，一个多世纪就近乎灰飞烟灭了。真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蒙古贵族大量抢占土地，寺院和汉族地主等也起来大肆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断了活路，国家也减少了收入来源。
而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过节要交“过节税”，过生日要交“生日税”，管个事要交“常例税”，人情往来要交“人情税”，打官司要交“公事税”，发个传票、拘票要交“赍发税”……
既然做什么都得交税，那什么都不做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交“撒花税”。
当时流传一些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元代的官吏是中国历代同行中学识、修养最差的一群。因为元朝废除科举，官吏大多非科班出身，文化素养极差，道德操守也高不到哪里。官场一片漆黑。
旷古绝今的畸形排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被成为“臭老九”，就是从元朝发端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腐败官吏近乎变态的仇恨，估计就是这时落下的病根。
他曾一度回忆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元统治者还把国民分三六九等，大搞民族歧视，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就反映在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愚蠢态度上。
元廷甚至一度废除了科举，后来虽然不得不重开，但录取汉人（南人）的名额也少得可怜。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沉沦民间，结果自然引起了他们对朝廷的极大不满，也使得他们对于大元更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老子既然没吃你的饭，自然心也就不会向着你！
志不得伸的读书人与失去土地的破产中小地主、流亡的农民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大元的掘墓人。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理，读书人不是万能的，但少了读书人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朝廷里少了文化气息，那些个粗人没有章法可循，勾心斗角、胡作非为就多了，有时连皇帝都敢杀，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短短五年时间，就换了五位皇帝，这样的帝国还有何安全感可言？
整个大元，到处都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到处都传诵着即将改朝换代的童谣。
如河北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河南童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这些童谣中的很多后来都被朱重八加以利用过。它们在民众中的煽惑力确也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这个“吴家国”，明明张士诚已经称吴王了，可是朱元璋为了应谶，居然也称了“吴王”。
揭竿而起的事件开始不断发生。有些造反者的旗上干脆就写着这样苦痛、无奈的心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风险系数的，只要造反的风险系数低于坐以待毙，那老百姓就一定会趋之若骛——存在高于一切，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曾有人专门统计过民国时期的一些强盗、土匪的死亡率，大致不到40%，而普通平民的死亡系数却超过50%。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匪窝子，尤其像东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天灾人祸突出的地方。
历史证明，人祸虽然是改朝换代的内在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天灾的直接作用。
元末的四十多年间，天灾的记载可谓不绝于书（其实明末的天灾也是古今罕有）。
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元年（1328年），“不雨，大饥，民相食”；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元统元年（1333年），“大霖雨，京畿水平地起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渡汴梁，食田禾一空”……
古人云:“善不积则不足以成名，恶不积则不足以灭身”。七分人祸，加上三分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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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宋徽宗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怎么看元顺帝都不像亡国之君。
甚至可以追溯更久远一点，包括西汉哀帝、东汉灵帝、隋炀帝等几位君主，仔细研究后，人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曾经也热血过。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所谓“中兴”现象，顺帝老兄也曾有志于帝国中兴，也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好青年。
别的皇帝多是见摊子太烂，干脆破罐子破摔，他老兄则是骄傲过度。
就像车子本来开得好好的，他老兄一得意就撒了把，最后就直接奔阴沟里去了。
少年顺帝即位之初，处于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身家性命的保全尚需时日，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力量振兴朝纲、刷新政治。
他此时的遭遇，很像当年的秦始皇——甫一等位，就在吕不韦的阴影下过日子。更有点类似北周武帝宇文邕，完全是权臣宇文护等人的傀儡。
政治上的失意和被冷落，使得年轻的顺帝慢慢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
到顺帝继位的第三年，他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顺帝这么做的用意，无非是要向全天下表明——咱要实现大元帝国的伟大中兴！
也就在这一年，他巧行借刀杀人之计，假伯颜之手除掉了燕帖木儿，接着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脱脱。
在政治新秀脱脱的辅佐下，顺帝又顺利地搞掉了伯颜。
有趣的是:脱脱本是伯颜的亲侄子。但两人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做人差距更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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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别人，有个权焰熏天的伯父，巴结都还来不及，但脱脱刚好相反，却常常为此担忧。有一次他就对父亲说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也就是说，他早就想跟自己为非作歹的伯父划清界限，这算是和顺帝想到了一块。
除掉了不靠谱的伯颜之后，顺帝终于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帝。
后来，他重用脱脱，任命其为丞相，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顺帝老兄这个头开得很漂亮，但可惜的是，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者总不能善终。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毕竟大元眼看就国将不国，眼睛没瞎的人都看得出来。
兴文治，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举，修订典籍，《宋史》、《辽史》、《金史》也是此时在他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虽然晚了一个世纪，虽然质量有些问题，但总算聊胜于无（历代都是在开国之初便给前朝修史，既是经验总结，又是向天下昭示新朝气象，只有元朝是接近末世才给前朝修史，也算是一大奇观）。
至正十年（1350），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也就是发行新货币。不过结果事与愿违，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整个大元的经济更加混乱，物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富人却趁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一经元朝官吏之手，立马就神奇般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他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却不顾农时，老百姓连吃饭都发愁了，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弄得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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