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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代一样，元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元代家庭中的女性，有妻、妾和婢女之分。妻和妾、婢的身份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元代上层官僚和官宦家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妾和婢女。就是普通地主家庭，男性纳妾和使用婢女，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元代文献中，妻子称为“正室”，妾称为“侧室”，“如夫人”，或称“小妻”、“少房”。妾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一种是用钱买民间女子，对象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例如平江沈古，“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适，为置一年少美貌之妾”。这位女子的父亲是“名士”范复初，因“父丧家贫”，其母被迫“鬻”女为妾(《辍耕录》卷5“嫁故人女”)。又如，“部主事某人”托邓某用钱二千五百缗(贯)，在扬州买“殊色小鬟”送到京师为妾(《辍耕录》卷4“不乱附妾”)。中书省刑部的一件文书中说，至元六年(1269)唐太“买到妇人一名唤龙嫂，收为妾，生到小厮一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弟殴死兄所宠婢》)。元末孔齐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多处提到“买妾”问题，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见该书卷1“年老蓄婢妾”、“婢妾之戒”，卷2“买妾可谨”等条)。另一种是用钱典雇女子为妾。至元二十九年(1292)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南方愚民，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典雇有夫妇人》)。例如，龙兴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吴震“雇到蒋梅英为妾”(《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吴震告争家财》)。典雇有一定年限，要订立文书，这在南方是习见不鲜的。第三种是地主强迫佃户的女儿为妾。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富户对地客(佃户)任意科派，“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地主娶佃户女儿为妻是不可能的，只能为妾或婢。第四种是妓`女从良，男子出钱为妓`女赎身。从良为妾是妓`女一条重要出路，特别是一些色艺出众的妓`女，很容易博得官员、富豪的青睐，出钱为之赎身。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妓`女张海棠，“姿色尽有，聪明智慧，学得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不通晓”。被财主马员外看中，娶回家去为妾(李行道作《元曲选》，1107—1129页)。以妓为妾，最为人诟病。元末孔齐说：“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至正直记》卷2“婢妾命名”)陶宗仪说：“妓妾之以色艺取怜、妒宠于主家者，亦日：我之富与贵有以感动其中耳。设遇患难贫病，彼必戚戚然求为脱身之计，又肯守不贰者哉!”但是陶宗仪也承认有例外，并举出三个名妓出嫁后“守节”的例子(《辍耕录》卷15“妓妾守节”)。
元朝曾专门颁布有关妾的法令。至元十年(1273)正月，“陕西按察司申：先奉条格，定到民间婚姻聘财内一款，‘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钦此。照得州县人民有年及四十无子，欲图继嗣，再娶妻室，虽合听离，或已有所生，自愿者，合无断罪，听改为妾”。户部认为：“有妻更娶，委自愿者，听改为妾。今后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户部的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此事来自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谭澄的建议。“时诏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世德下衰，妇人以悍妒成俗，己既无子，又以是讦制其夫，将遏制苗嗣，曾不省恤。请自今男子四十无子，听其娶妾。’中书是之，遍示天下”(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文中“有诏禁有妻娶妾”，显然是禁有妻娶妻之误。根据上述法令，有妻不许再娶妻，四十无子允许娶妾，娶妾必须明立婚约。但有妻不许再娶妻是对汉人说的，蒙古、色目人不在此例。从元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蒙古、色目男子可以多妻，而且有妾。汉人、南人一般只有一妻，但娶妾则不受限制。特别上层权贵和地位较高的官宦，盛行多妾。武义将军(从五品)、副万户赵伯成，“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苏天爵《副万户赵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5)便是一例。从实际情况来看，男子娶妾特别是权贵和官宦娶妾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四十无子娶妾是空话，没有严格执行。
男性纳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个原因是追求享受，“人之买妾，欲其侍奉之乐也”(《至正直记》卷1“婢妾之戒”)。官僚和富户往往广置侍妾，有的取其美貌。有的取其长于歌舞。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他们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同时也用以满足其荒淫生活的需要。另一原因是娶妻无子，为了生育儿女而有纳妾之举。上述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沈古就是如此。又如，杭州张信，“娶同县陈氏无子，叶氏来，为之侧室”，得生一子(宋濂《故叶夫人墓碣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5)。汴梁兰阳人扈铎，“蚤孤，育于伯父。及壮，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无子，铎为买妾。岁馀，产一女”(《元史》卷197《孝友一扈铎传》)。还有一些人，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付聘妻的费用，便买妾来建立家庭。东阳(今浙江东阳)儒生吴中“家益贫，年过三十不能娶，有一妾，为生二子”(宋濂《吴子善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42)。钱塘(今杭州)名士吾衍因贫困“年四十未娶”，友人“为买酒家孤女为妾”，组成家庭(《辍耕录》卷6“吾竹房先生”)。这种情况也是不少的。
妾与妻的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妻是家庭主妇，妾必须听从妻的管教、安排。权贵和一些豪富家庭的妾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有的因年轻貌美得到主人的宠爱甚至凌驾在妻之上。但就多数家庭来说，妾要从事各种家务活动，在生活上也必须处处低妻(家庭主妇)一等。衢州(今浙江)祝应升说，他的母亲叶氏，“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谨敕，有过无不及焉”。“每子妇进饮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妇应曰：‘然。’始敢下箸”(宋濂《祝母叶氏<阝乌>门阡表》，《宋文宪公全集》卷50)。祝应升这番话语意在表彰其母作为人妾的贤德，却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妻与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述杭州张信的妻陈氏，另有“侧室”叶氏。“性慈惠柔顺，事陈氏如事姑”。也就是说，妾与妻的关系如同儿媳与婆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事实上，妾的地位与婢是相近的。各种记载中常以“婢妾”并提，这是因为妾的大多数和婢一样都是买来或用钱典雇的，其人身都是归主人支配的。元朝的法令：“殴伤妾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若有罪而殴，邂逅致死者，不坐。殴妾折伤以上，各减妻罪二等。”至元四年(1267)东平路李定捉获犯奸妾陈丑儿，殴打致死，官府便以“有罪而殴邂逅致死”为由，判决李宝“不合治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因奸杀人打死犯奸妾》)。可见妾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元朝曾颁布法令，娶妾亦要双方缔结婚书(见上引至元十年中书省令)。但这是为了确定妾的身份．并不是说明妾与妻相等。
妻、妾矛盾是很普遍的。元末孔齐反对纳妾，其理由之一是：“或正室之妒忌，必致争喧，则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则妾自相倾危，适足为身家之重累，未见其可乐也。”(《至正直记》卷1“婢妾之戒”)妻妾争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宠妾，妻子受气，因而导致家庭悲剧。“畏吾人伯不花与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艰苦，生女已十岁，一朝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观音奴为小妻，貌美赀丰，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胜愤，不花掷刃以剚，弗毙。闭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饿死。婢引儿诉主母枉于官。录事挥使去，君(录事司典史陶煜——引者)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于是叩头白宪府，使得伸理获全。伯不花虽遇赦释免，犹坐黜矣”(郑元祐《白云居士陶君墓碣》，《侨吴集》卷12)。更有甚者，“宦者罕失嬖妾杀其妻，糜其肉饲犬”，则是一个人性极端扭曲的例子(《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便以此为主题，剧中开解典库的李彦和娶妓`女张玉娥为妾，气死了妻子，家业荡尽(作者佚名，《元曲选》，1639—1655页)。另一种是妾遭妻子虐待。华亭戴君实，“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无比。仅有一女，赘谢季初为婿。君实纳一妾于嘉兴外舍，得男。王闻之，早夜怒詈。君实不得已，遣其妾，取儿以归”。其儿亦夭亡(《辍耕录》卷27“戴氏绝嗣”)。乌程(今浙江)“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阴纳一妾于外，生子未周岁，王诱之来，逐其妾而留其儿”。王氏将妾之子害死，造成家庭悲剧(黄潘《干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27)。“临洮富民无子，有妾方娠，妻妒而卖之”(苏天爵《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广平路“民有妇妒妾姬，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讼不决，乃以子生月逆计母妻奴之时得实，其民遂有后
摘自《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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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代一样，元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元代家庭中的女性，有妻、妾和婢女之分。妻和妾、婢的身份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元代上层官僚和官宦家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妾和婢女。就是普通地主家庭，男性纳妾和使用婢女，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元代文献中，妻子称为“正室”，妾称为“侧室”，“如夫人”，或称“小妻”、“少房”。妾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一种是用钱买民间女子，对象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例如平江沈古，“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适，为置一年少美貌之妾”。这位女子的父亲是“名士”范复初，因“父丧家贫”，其母被迫“鬻”女为妾(《辍耕录》卷5“嫁故人女”)。又如，“部主事某人”托邓某用钱二千五百缗(贯)，在扬州买“殊色小鬟”送到京师为妾(《辍耕录》卷4“不乱附妾”)。中书省刑部的一件文书中说，至元六年(1269)唐太“买到妇人一名唤龙嫂，收为妾，生到小厮一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弟殴死兄所宠婢》)。元末孔齐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多处提到“买妾”问题，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见该书卷1“年老蓄婢妾”、“婢妾之戒”，卷2“买妾可谨”等条)。另一种是用钱典雇女子为妾。至元二十九年(1292)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南方愚民，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典雇有夫妇人》)。例如，龙兴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吴震“雇到蒋梅英为妾”(《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吴震告争家财》)。典雇有一定年限，要订立文书，这在南方是习见不鲜的。第三种是地主强迫佃户的女儿为妾。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富户对地客(佃户)任意科派，“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地主娶佃户女儿为妻是不可能的，只能为妾或婢。第四种是妓`女从良，男子出钱为妓`女赎身。从良为妾是妓`女一条重要出路，特别是一些色艺出众的妓`女，很容易博得官员、富豪的青睐，出钱为之赎身。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妓`女张海棠，“姿色尽有，聪明智慧，学得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不通晓”。被财主马员外看中，娶回家去为妾(李行道作《元曲选》，1107—1129页)。以妓为妾，最为人诟病。元末孔齐说：“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至正直记》卷2“婢妾命名”)陶宗仪说：“妓妾之以色艺取怜、妒宠于主家者，亦日：我之富与贵有以感动其中耳。设遇患难贫病，彼必戚戚然求为脱身之计，又肯守不贰者哉!”但是陶宗仪也承认有例外，并举出三个名妓出嫁后“守节”的例子(《辍耕录》卷15“妓妾守节”)。
元朝曾专门颁布有关妾的法令。至元十年(1273)正月，“陕西按察司申：先奉条格，定到民间婚姻聘财内一款，‘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钦此。照得州县人民有年及四十无子，欲图继嗣，再娶妻室，虽合听离，或已有所生，自愿者，合无断罪，听改为妾”。户部认为：“有妻更娶，委自愿者，听改为妾。今后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户部的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此事来自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谭澄的建议。“时诏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世德下衰，妇人以悍妒成俗，己既无子，又以是讦制其夫，将遏制苗嗣，曾不省恤。请自今男子四十无子，听其娶妾。’中书是之，遍示天下”(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文中“有诏禁有妻娶妾”，显然是禁有妻娶妻之误。根据上述法令，有妻不许再娶妻，四十无子允许娶妾，娶妾必须明立婚约。但有妻不许再娶妻是对汉人说的，蒙古、色目人不在此例。从元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蒙古、色目男子可以多妻，而且有妾。汉人、南人一般只有一妻，但娶妾则不受限制。特别上层权贵和地位较高的官宦，盛行多妾。武义将军(从五品)、副万户赵伯成，“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苏天爵《副万户赵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5)便是一例。从实际情况来看，男子娶妾特别是权贵和官宦娶妾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四十无子娶妾是空话，没有严格执行。
男性纳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个原因是追求享受，“人之买妾，欲其侍奉之乐也”(《至正直记》卷1“婢妾之戒”)。官僚和富户往往广置侍妾，有的取其美貌。有的取其长于歌舞。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他们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同时也用以满足其荒淫生活的需要。另一原因是娶妻无子，为了生育儿女而有纳妾之举。上述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沈古就是如此。又如，杭州张信，“娶同县陈氏无子，叶氏来，为之侧室”，得生一子(宋濂《故叶夫人墓碣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5)。汴梁兰阳人扈铎，“蚤孤，育于伯父。及壮，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无子，铎为买妾。岁馀，产一女”(《元史》卷197《孝友一扈铎传》)。还有一些人，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付聘妻的费用，便买妾来建立家庭。东阳(今浙江东阳)儒生吴中“家益贫，年过三十不能娶，有一妾，为生二子”(宋濂《吴子善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42)。钱塘(今杭州)名士吾衍因贫困“年四十未娶”，友人“为买酒家孤女为妾”，组成家庭(《辍耕录》卷6“吾竹房先生”)。这种情况也是不少的。
妾与妻的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妻是家庭主妇，妾必须听从妻的管教、安排。权贵和一些豪富家庭的妾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有的因年轻貌美得到主人的宠爱甚至凌驾在妻之上。但就多数家庭来说，妾要从事各种家务活动，在生活上也必须处处低妻(家庭主妇)一等。衢州(今浙江)祝应升说，他的母亲叶氏，“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谨敕，有过无不及焉”。“每子妇进饮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妇应曰：‘然。’始敢下箸”(宋濂《祝母叶氏<阝乌>门阡表》，《宋文宪公全集》卷50)。祝应升这番话语意在表彰其母作为人妾的贤德，却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妻与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述杭州张信的妻陈氏，另有“侧室”叶氏。“性慈惠柔顺，事陈氏如事姑”。也就是说，妾与妻的关系如同儿媳与婆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事实上，妾的地位与婢是相近的。各种记载中常以“婢妾”并提，这是因为妾的大多数和婢一样都是买来或用钱典雇的，其人身都是归主人支配的。元朝的法令：“殴伤妾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若有罪而殴，邂逅致死者，不坐。殴妾折伤以上，各减妻罪二等。”至元四年(1267)东平路李定捉获犯奸妾陈丑儿，殴打致死，官府便以“有罪而殴邂逅致死”为由，判决李宝“不合治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因奸杀人打死犯奸妾》)。可见妾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元朝曾颁布法令，娶妾亦要双方缔结婚书(见上引至元十年中书省令)。但这是为了确定妾的身份．并不是说明妾与妻相等。
妻、妾矛盾是很普遍的。元末孔齐反对纳妾，其理由之一是：“或正室之妒忌，必致争喧，则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则妾自相倾危，适足为身家之重累，未见其可乐也。”(《至正直记》卷1“婢妾之戒”)妻妾争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宠妾，妻子受气，因而导致家庭悲剧。“畏吾人伯不花与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艰苦，生女已十岁，一朝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观音奴为小妻，貌美赀丰，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胜愤，不花掷刃以剚，弗毙。闭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饿死。婢引儿诉主母枉于官。录事挥使去，君(录事司典史陶煜——引者)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于是叩头白宪府，使得伸理获全。伯不花虽遇赦释免，犹坐黜矣”(郑元祐《白云居士陶君墓碣》，《侨吴集》卷12)。更有甚者，“宦者罕失嬖妾杀其妻，糜其肉饲犬”，则是一个人性极端扭曲的例子(《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便以此为主题，剧中开解典库的李彦和娶妓`女张玉娥为妾，气死了妻子，家业荡尽(作者佚名，《元曲选》，1639—1655页)。另一种是妾遭妻子虐待。华亭戴君实，“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无比。仅有一女，赘谢季初为婿。君实纳一妾于嘉兴外舍，得男。王闻之，早夜怒詈。君实不得已，遣其妾，取儿以归”。其儿亦夭亡(《辍耕录》卷27“戴氏绝嗣”)。乌程(今浙江)“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阴纳一妾于外，生子未周岁，王诱之来，逐其妾而留其儿”。王氏将妾之子害死，造成家庭悲剧(黄潘《干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27)。“临洮富民无子，有妾方娠，妻妒而卖之”(苏天爵《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广平路“民有妇妒妾姬，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讼不决，乃以子生月逆计母妻奴之时得实，其民遂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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