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9、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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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十三经整理工作顺利完成，经商辂、杨守陈、黎淳等验收合格，交由知名台阁体书法家李应祯抄录。可惜台阁体的开创者沈度已经去世，否则真是不做第二人想。
不过李应祯也不是等闲之辈，是文征明和祝允明的老师。
历史上李应祯因为性格缄默，不屑应酬，因此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但这一回，有十三经石刻的底本，足够让他的作品流芳百世了。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当年从后蜀广政初年(938)，直至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历时230余年才完工。
割据政权的国力不可能和大一统王朝相比；而且蜀石经本身也不是持续刊刻，而是断断续续的，因此这一回，也就是几十年的功夫。
六月里，大明中央银行在原安艮厂立起来了；中秋节前，顺天银行和应天银行也开张了，当然下面的县最早也要等到年底。由于方便安全，很快被踏破了门槛。
邮驿对技术要求没那么高，四月里两京就开始接生意了；年底前完成顺天府、山东、江苏、应天府、浙江五省布点，自然是顾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
但朝廷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重录《永乐大典》！
两朝实录编好了，宗室的教材编好了，连《大明律》都完成修订了，下面自然就该说这些大部头的书籍的编撰了。
汪舜华早在建极三年底提出了这项工程，却迟迟没有上马。当然不只是有其他文献要编纂的原因。说到底，改革正在进行中，把大量反对者集中到北京，都不用他们自己天南地北去串联，就可以直接跑到大明门外聚集造势。
还是再缓缓。
如今内部改革已经到位，剩下的都不过是扫尾的事；这才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首先就是重录《永乐大典》，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样的惊世巨著，只能放在文渊阁吃灰，确实不应该；更要命的是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原稿付之一炬。开国一百多年了，读书人逐年增多，可是能考上的确实凤毛麟角；剩下的，只是抄书，书法好就行，让礼部和翰林院去考核，招两万人都不是大事，这还是太宗时期的规模，不过考虑到和后面的串联起来，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否则隔着十来年再招人没必要。汪太后说要抄三十部，能不能做到先不说，总归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家都懂。
关键是最后一条，不用说，准备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着手准备，一是大量采购，二是鼓励民间敬献。
事情定下来，那么就可以着手准备了。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张了，但是这么多编撰官的衣食住行朝廷要管。白圭在顺天府衙附近找到一片地方，离国子监不远；是国子监的两倍大，当然主要是抄书的堂馆，宿舍占地面积真不算大，有钱的自己出去租房，书手们只有睡通铺。建极十三年秋开始施工，去年就已经完工了。
后面有点麻烦，首先要搭班子、然后才能说带队伍。这样的国家级工程，肯定是阁老挂帅，下面一堆尚书侍郎挂名，最后是以翰林院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为代表的实际干活人员。
当然，抄书没有这么麻烦。礼部现在太忙，具体工作就要翰林院来组织实施；当然詹事府等部门也要支援一下。
招募书手的告示很快发布出去；与此同时，是征集民间图书的告示。
李东阳出班，提到了民间小报极为盛行：“一些报坊为了利润，不仅大肆刊登流言蜚语、乃至朝廷未经正式发布的人事任用或者重要政策，甚至公然泄露军情和粮食情况，实在可怕！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
丘浚立刻点头：“这是正经大事。当年顺天府等地灾情严重，有小报未经授权，就刊登朝廷今年进口粮食多少，有多少人吃救济，什么意思？是想让朝廷难堪吗？果然有人趁机大放厥词；还刊登粮食拨给，有心人立刻判断出朝廷要对北方用兵！亏的是自己人，议论一阵倒也罢了，如果是北方间谍，岂不是贻误军情！”
商辂也赞成：“这件事，必须及时制止。”
既然都觉得不对，那就想办法。
明朝有官方邸报，专供官员和贵族阅读，这倒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民间小报。曾经整治过几次，但很快死灰复燃；公然售卖的民报能管，但是私下传抄的怎么管？偏偏改革时期政策很多，大家都希望早点得到消息，可是苦于没有渠道，于是一些不差钱的富户们就结交官员，希望能获的邸报，然后层层下传转抄，其实这也没什么；关键反对势力过于强大，希望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联合所有的士人乃至百姓来围攻朝廷的政策，这就不可原谅了；更有甚者，一些小报为了发行量，竟然刊登朝廷军粮去向，让君臣大为火光。
他们没想到，百多年后，万历时期的民报极为猖獗，后金就是靠着民报提供的消息，提前知道明军的动向，从而打败了明朝。
首先，不管你是要刻小黄书当避火图，还是要刻四书五经光大圣人学说，必须要经过官府准许。诲淫诲盗单独列一类，只准摆地摊，当然煽动反抗朝廷的，不许刊刻！其他的经史子集分类刊刻就行，当然刊刻以前，你们要仔细审，否则以后发现问题，就要负责任——现在交通不方便，要是一个个的提前审了才给书号，确实有点不现实。
其次，民报要建立准入机制。以前民报只能照搬照抄邸报，没什么技术含量，都是商人在做；以后不行。你们自己互相传抄没被发现就算了，但是要拿出来卖，就必须办报纸。办报纸的人，不需要你有功名，毕竟大隐隐于市，万一你比范蠡还厉害只是不想考科举，朝廷也拿你没办法；但必须家世清白，记录在案，还要有人作保，一个进士或者三个举人来签字证明你这人不是违法乱纪之徒，一旦违反了相关规定，大家都跑不掉。
第三，民报的内容要规范。以前民报只是转载邸报的内容，不能自己编写新闻及评论；只是有些奸商买通官员的小厮或司礼监的太监，将奏章内容提前透漏出来以供贩卖。以后你们时政新闻，还是只准抄邸报，但是可以配发评论，也允许你们自己采写新闻，但是不许胡编乱造、妖言惑众。
——主要是给了一棍子，必须给点甜头，理解一下。
汪舜华预感到，有人会在报纸上大做文章，搞点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学之类的事，但是没办法，不让人公开说，人家私底下也会说；说得多了，朝野都信了，反而官方消息没人理会了。
没办法，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路边社的消息，而不是新华社的公告。
摆到台面上也好，你敢公开作妖，我就敢灭了你！扣帽子谁不会？
书坊参照民报。官刻的一般是圣贤经典、历书或者皇帝要求编撰的什么书，肯定不会有什么犯忌讳的。但是民间书坊就不一样。
你们只是相互传抄的，只要不犯律法，朝廷也不管，但是要摆在书铺里售卖，甚至想跻身朝廷的图书馆、藏书楼，或者要出口，就必须有书坊。老板也要有资质，跟民报的老板一样的要求；当然你财大气粗，一边办报纸、一边刻书，那是你的本事。
同时颁布了一批妖书名录，包括《开天揭地搜神记经》《推背书》等50余种。
翰林院学士杨守陈深感责任重大，多次和属下以及礼部、詹事府等部官员商量，终于拿出了办法。
《永乐大典》原书共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一期计划抄录十部。
首先是开大典馆。从太学生、落第举人和宗室中选择书手三千人，分五组同时著录，每组六百人。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0万字；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写1万字。由此，每组每天可抄写60万字，理论上三年半就可以抄录完成。
杨守陈提出：“为保证书籍质量，应进行证校订。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
汪舜华想了想，到底摇头：“原文照抄就行了。”
说是校订谬误，谁知道会不会越校订越谬误？万一任意删改夹杂私货怎么办？
都能看这样的书了，应该是成熟的人了，该学会自己鉴定了！
计算下来，大概四年就可以完成全部抄录工作。
然后是其他书目的编撰。不用说，准备工作才是大头。黎淳和同事们研究很久，提出了办法。
首先是采集书目。有相当数量的书目会直接从《永乐大典》里抄写；然后，令各地官府广泛采集书目，此外，对民间进书人员，赏赐金银之类的没什么吸引力，采取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内府官刻《寰宇通志》一部；进书300种以上者，赐《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一部；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当然活肯定是翰林院来做；在每本书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然后是编撰人员，虽然重点是保守派，但肯定要选相当数量的革新派，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内阁和各部门商讨后列了一个名单，汪舜华看了，确实都是当世大学问者，可惜薛瑄和吴与弼前几年去世了，不过他的三位高足娄谅、陈献章、胡居仁都名列其中，另外包括孝子大儒薛敬之——这几位现在就在北京，确切的说已经来了很多年，之前一直忙着十三经的整理校对；另外还有苏州沈周等山林隐士。
然后就是整理图书。诗词都好说，有名字的作者单独列，方便以后选入《四库全书》，其他的在后面列出来；编完以后再选精编本，虽然现在选了三百首唐诗宋词，但这是入门款，高级知识分子还是觉得不够；然后就是《四库全书》，到时候肯定要开四库馆，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整本收入；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但可以存其名，列入存目，当然只是不收，不会禁毁。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最好是最初的接近原貌的本子作为底本。确定后底本后就不再进行加工了，照着抄就行，错别字也不管，反正你们是读书人，不存在错别字，都叫通假字，读书人的错，能叫错吗？
另外就是数量，初定还是抄录十部，除文华殿留存一部，还要在翰林院、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宗学、国家图书馆各存一部，此外，还要在江南地区建立几所藏书楼，专门进行收藏；此外，对于特别好的书，可以进行单独抄录，定名为《四库荟要》，赏赐宗藩群臣，并刊行天下。
类别暂时还没出来，反正就是经史子集四大类，具体的以后再说。
三月里，十三经整理工作顺利完成，经商辂、杨守陈、黎淳等验收合格，交由知名台阁体书法家李应祯抄录。可惜台阁体的开创者沈度已经去世，否则真是不做第二人想。
不过李应祯也不是等闲之辈，是文征明和祝允明的老师。
历史上李应祯因为性格缄默，不屑应酬，因此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但这一回，有十三经石刻的底本，足够让他的作品流芳百世了。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当年从后蜀广政初年(938)，直至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历时230余年才完工。
割据政权的国力不可能和大一统王朝相比；而且蜀石经本身也不是持续刊刻，而是断断续续的，因此这一回，也就是几十年的功夫。
六月里，大明中央银行在原安艮厂立起来了；中秋节前，顺天银行和应天银行也开张了，当然下面的县最早也要等到年底。由于方便安全，很快被踏破了门槛。
邮驿对技术要求没那么高，四月里两京就开始接生意了；年底前完成顺天府、山东、江苏、应天府、浙江五省布点，自然是顾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
但朝廷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重录《永乐大典》！
两朝实录编好了，宗室的教材编好了，连《大明律》都完成修订了，下面自然就该说这些大部头的书籍的编撰了。
汪舜华早在建极三年底提出了这项工程，却迟迟没有上马。当然不只是有其他文献要编纂的原因。说到底，改革正在进行中，把大量反对者集中到北京，都不用他们自己天南地北去串联，就可以直接跑到大明门外聚集造势。
还是再缓缓。
如今内部改革已经到位，剩下的都不过是扫尾的事；这才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首先就是重录《永乐大典》，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样的惊世巨著，只能放在文渊阁吃灰，确实不应该；更要命的是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原稿付之一炬。开国一百多年了，读书人逐年增多，可是能考上的确实凤毛麟角；剩下的，只是抄书，书法好就行，让礼部和翰林院去考核，招两万人都不是大事，这还是太宗时期的规模，不过考虑到和后面的串联起来，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否则隔着十来年再招人没必要。汪太后说要抄三十部，能不能做到先不说，总归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家都懂。
关键是最后一条，不用说，准备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着手准备，一是大量采购，二是鼓励民间敬献。
事情定下来，那么就可以着手准备了。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张了，但是这么多编撰官的衣食住行朝廷要管。白圭在顺天府衙附近找到一片地方，离国子监不远；是国子监的两倍大，当然主要是抄书的堂馆，宿舍占地面积真不算大，有钱的自己出去租房，书手们只有睡通铺。建极十三年秋开始施工，去年就已经完工了。
后面有点麻烦，首先要搭班子、然后才能说带队伍。这样的国家级工程，肯定是阁老挂帅，下面一堆尚书侍郎挂名，最后是以翰林院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为代表的实际干活人员。
当然，抄书没有这么麻烦。礼部现在太忙，具体工作就要翰林院来组织实施；当然詹事府等部门也要支援一下。
招募书手的告示很快发布出去；与此同时，是征集民间图书的告示。
李东阳出班，提到了民间小报极为盛行：“一些报坊为了利润，不仅大肆刊登流言蜚语、乃至朝廷未经正式发布的人事任用或者重要政策，甚至公然泄露军情和粮食情况，实在可怕！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
丘浚立刻点头：“这是正经大事。当年顺天府等地灾情严重，有小报未经授权，就刊登朝廷今年进口粮食多少，有多少人吃救济，什么意思？是想让朝廷难堪吗？果然有人趁机大放厥词；还刊登粮食拨给，有心人立刻判断出朝廷要对北方用兵！亏的是自己人，议论一阵倒也罢了，如果是北方间谍，岂不是贻误军情！”
商辂也赞成：“这件事，必须及时制止。”
既然都觉得不对，那就想办法。
明朝有官方邸报，专供官员和贵族阅读，这倒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民间小报。曾经整治过几次，但很快死灰复燃；公然售卖的民报能管，但是私下传抄的怎么管？偏偏改革时期政策很多，大家都希望早点得到消息，可是苦于没有渠道，于是一些不差钱的富户们就结交官员，希望能获的邸报，然后层层下传转抄，其实这也没什么；关键反对势力过于强大，希望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联合所有的士人乃至百姓来围攻朝廷的政策，这就不可原谅了；更有甚者，一些小报为了发行量，竟然刊登朝廷军粮去向，让君臣大为火光。
他们没想到，百多年后，万历时期的民报极为猖獗，后金就是靠着民报提供的消息，提前知道明军的动向，从而打败了明朝。
首先，不管你是要刻小黄书当避火图，还是要刻四书五经光大圣人学说，必须要经过官府准许。诲淫诲盗单独列一类，只准摆地摊，当然煽动反抗朝廷的，不许刊刻！其他的经史子集分类刊刻就行，当然刊刻以前，你们要仔细审，否则以后发现问题，就要负责任——现在交通不方便，要是一个个的提前审了才给书号，确实有点不现实。
其次，民报要建立准入机制。以前民报只能照搬照抄邸报，没什么技术含量，都是商人在做；以后不行。你们自己互相传抄没被发现就算了，但是要拿出来卖，就必须办报纸。办报纸的人，不需要你有功名，毕竟大隐隐于市，万一你比范蠡还厉害只是不想考科举，朝廷也拿你没办法；但必须家世清白，记录在案，还要有人作保，一个进士或者三个举人来签字证明你这人不是违法乱纪之徒，一旦违反了相关规定，大家都跑不掉。
第三，民报的内容要规范。以前民报只是转载邸报的内容，不能自己编写新闻及评论；只是有些奸商买通官员的小厮或司礼监的太监，将奏章内容提前透漏出来以供贩卖。以后你们时政新闻，还是只准抄邸报，但是可以配发评论，也允许你们自己采写新闻，但是不许胡编乱造、妖言惑众。
——主要是给了一棍子，必须给点甜头，理解一下。
汪舜华预感到，有人会在报纸上大做文章，搞点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学之类的事，但是没办法，不让人公开说，人家私底下也会说；说得多了，朝野都信了，反而官方消息没人理会了。
没办法，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路边社的消息，而不是新华社的公告。
摆到台面上也好，你敢公开作妖，我就敢灭了你！扣帽子谁不会？
书坊参照民报。官刻的一般是圣贤经典、历书或者皇帝要求编撰的什么书，肯定不会有什么犯忌讳的。但是民间书坊就不一样。
你们只是相互传抄的，只要不犯律法，朝廷也不管，但是要摆在书铺里售卖，甚至想跻身朝廷的图书馆、藏书楼，或者要出口，就必须有书坊。老板也要有资质，跟民报的老板一样的要求；当然你财大气粗，一边办报纸、一边刻书，那是你的本事。
同时颁布了一批妖书名录，包括《开天揭地搜神记经》《推背书》等50余种。
翰林院学士杨守陈深感责任重大，多次和属下以及礼部、詹事府等部官员商量，终于拿出了办法。
《永乐大典》原书共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一期计划抄录十部。
首先是开大典馆。从太学生、落第举人和宗室中选择书手三千人，分五组同时著录，每组六百人。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0万字；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写1万字。由此，每组每天可抄写60万字，理论上三年半就可以抄录完成。
杨守陈提出：“为保证书籍质量，应进行证校订。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
汪舜华想了想，到底摇头：“原文照抄就行了。”
说是校订谬误，谁知道会不会越校订越谬误？万一任意删改夹杂私货怎么办？
都能看这样的书了，应该是成熟的人了，该学会自己鉴定了！
计算下来，大概四年就可以完成全部抄录工作。
然后是其他书目的编撰。不用说，准备工作才是大头。黎淳和同事们研究很久，提出了办法。
首先是采集书目。有相当数量的书目会直接从《永乐大典》里抄写；然后，令各地官府广泛采集书目，此外，对民间进书人员，赏赐金银之类的没什么吸引力，采取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内府官刻《寰宇通志》一部；进书300种以上者，赐《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一部；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当然活肯定是翰林院来做；在每本书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然后是编撰人员，虽然重点是保守派，但肯定要选相当数量的革新派，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内阁和各部门商讨后列了一个名单，汪舜华看了，确实都是当世大学问者，可惜薛瑄和吴与弼前几年去世了，不过他的三位高足娄谅、陈献章、胡居仁都名列其中，另外包括孝子大儒薛敬之——这几位现在就在北京，确切的说已经来了很多年，之前一直忙着十三经的整理校对；另外还有苏州沈周等山林隐士。
然后就是整理图书。诗词都好说，有名字的作者单独列，方便以后选入《四库全书》，其他的在后面列出来；编完以后再选精编本，虽然现在选了三百首唐诗宋词，但这是入门款，高级知识分子还是觉得不够；然后就是《四库全书》，到时候肯定要开四库馆，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整本收入；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但可以存其名，列入存目，当然只是不收，不会禁毁。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最好是最初的接近原貌的本子作为底本。确定后底本后就不再进行加工了，照着抄就行，错别字也不管，反正你们是读书人，不存在错别字，都叫通假字，读书人的错，能叫错吗？
另外就是数量，初定还是抄录十部，除文华殿留存一部，还要在翰林院、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宗学、国家图书馆各存一部，此外，还要在江南地区建立几所藏书楼，专门进行收藏；此外，对于特别好的书，可以进行单独抄录，定名为《四库荟要》，赏赐宗藩群臣，并刊行天下。
类别暂时还没出来，反正就是经史子集四大类，具体的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