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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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春天，余阳已经回国重执教鞭，只有汪虹还跟我在美丽的波希米亚四处奔波。虽然辛苦备尝，但也总算赚了些钱。此时，她的理想是嫁到德国去。机会似乎又一次来来到身边，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然而，命运又跟她开了一个近似残酷的大玩笑。
1995年的深秋，国内一个省纺织公司的副总经理带着英语翻译来到布拉格。他们是来和我合作的，因此我必须陪他们日以继夜地看脱衣舞，逛妓院。当时，我的捷语水平还完全不能应付这类特殊场所的需要，只能请汪虹一同前往。结果是一应杂务一一向妓院老板询问服务项目和价格、替官员回答脱衣舞女的问话等等都由她来完成。当时，她的大姑瓦哈洛娃又给她找到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德国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来到了咱农庄
早晨起来，人一个也不见了，桌上杯盘狼藉敢情儿半夜还做了一顿饭吃。
她就是这么一个快乐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肠癌，发现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术，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必须辅之以化疗。
她了解化疗的后果一一脱发，浮肿。
她拒绝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个脱发、浮肿的形象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经常有国内各种神人出没，练武的、算卦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包医百病的气功大师，是从陕西省来的。学问深奥，功夫不凡，在病榻前为瓦哈洛娃发了两次功，瓦哈洛娃自觉通体舒泰，病痛全无，真像换了一个人。她高兴极了，决定就接受这位大师的气功治疗，让可恶的化疗见鬼去吧！可这位大师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来到西安，继续接气。吴和对此颇有些忧虑，但看瓦哈洛娃如此执着，也就由她去了。这时小丽丽已经从查理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母亲病重，只能关门陪护母亲一同来到西安。
这位大师收费十分昂贵，好在瓦哈洛娃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接了几个月气，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行走，骨瘦如柴。当时我正在国内，曾专门前往探视，见她这般形状，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还十分乐观，问我生意近来如何，还说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点头称是。
又过了些日子，我已经ok了回捷克的返程机票，突然接到小丽丽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已于昨夜病逝。由于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丽丽也不是过分悲伤，只是通知我一下，说她和父亲明日乘飞机到北京。
我赶紧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把我的机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赶到首都机场，接到了小丽丽父女，而快乐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经被拎在手提包里。
我先陪他们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办手续，因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须通知捷克使馆。然后又跑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通知他们捷克共和国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点半，我们才在餐厅里就坐。
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花园别墅），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款，安排海运。
货到了，吴霞带着小玉高高兴兴去海关清关提货，待运到仓库打开一看，傻了。
不但款式完全不对，更重要的是亚洲尺码！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一个窟窿。
吴霞几乎晕倒。
她当下给朋友打去电话，讲明了情况，让他火速赶往浙江村，逮住这帮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给她生产皮夹克的这个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结结实实的吃了个瘪子。
上当了，赔血本了，可还得强打着精神活呀。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她心如刀绞，可在小玉面前还不敢露出来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伪劣皮夹克胡乱卖了，手里又捏着一点钱。吴霞知道，这可是翻本儿的最后资本了！
她又开始苦苦琢磨。
本钱不多，要是按常规过大路货，没个五六年捞不回损失。等不起，没时间等。可过什么俏货才能有可观的利润呢？
对，过胸罩！
上次回国办货，她专门去了几次雅宝路市场，那五颜六色型状各异的胸罩确实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驻足良久，想买几个，可又没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无异。但她还是记住了批发价格：2，5元人民币一个。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价，没有低于120克郎的，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0元人民币。一个40尺货柜大概能装20万个，加上运费、保险、关税，也超不过15万元人民币。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币，算算能赚多少钱？跟投入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她愈想愈激动，再次飞回北京。
找到厂家，她这次总结了教训，不再一味地讨价还价，而是坚决强调质量。她不但把朋友找来，还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块儿找来，嘱咐说：“这次是我翻本儿的最后行动，请你千万费心受累，一定要和这样品一模一样才能付款。”朋友听了不乐意了，说上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是“浙皮子”中途调了包儿。吴霞说上次咱们不说了，说这次。看见这样品了吗？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让他们做的，欧洲女人胸脯特大。比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吗？这回我算你们一股，等着分钱吧。嗨嗨嗨，跟你说话呢！
那朋友正在细心研究手中的胸罩，问吴霞：“捷克女人有这么大？啧啧啧，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夺过胸罩，说：“瞧你那点德性，奶牛比这也大，你去那儿啧啧吧。”
胸罩如期运到，质量无可挑剔，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吴霞大喜，忙和小玉开车把胸罩送到各个熟人的店里试销。店主们看了也很喜欢，说销两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买断。
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来试的很多，买下的极少。吴霞惊问：“为什么？”回答说穿不上。吴霞心想不对吧？她已经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赶到店里，原来吴霞只注意到欧洲女人**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靠蜡烛照明。
我问她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还经营纺织品吗？她说经营纺织品可不行，气候炎热，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卖。我现在改做味精生意，从上海用集装箱运味精。这里老百姓的饮食都很单调，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办两个小工厂，一个生产蜡烛，一个造纸。原料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等于白给。等我从国内把简单的设备运来，厂子就可以开工了。
我预祝她成功，她邀请我来阿比让玩儿。我说好的，等你厂子开工的时候，我一定前往祝贺。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于**时代我们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
佩瑶笑了，说：“你可真能想，哪儿对哪儿呀？告诉你吧，他们以为我们是白人！”
我叹口气，又驱车上路。录音机里是韩磊那苍凉的歌声一一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黄昏山岗，
一个人走在这路上，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
（全文完）
1995年的春天，余阳已经回国重执教鞭，只有汪虹还跟我在美丽的波希米亚四处奔波。虽然辛苦备尝，但也总算赚了些钱。此时，她的理想是嫁到德国去。机会似乎又一次来来到身边，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然而，命运又跟她开了一个近似残酷的大玩笑。
1995年的深秋，国内一个省纺织公司的副总经理带着英语翻译来到布拉格。他们是来和我合作的，因此我必须陪他们日以继夜地看脱衣舞，逛妓院。当时，我的捷语水平还完全不能应付这类特殊场所的需要，只能请汪虹一同前往。结果是一应杂务一一向妓院老板询问服务项目和价格、替官员回答脱衣舞女的问话等等都由她来完成。当时，她的大姑瓦哈洛娃又给她找到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德国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来到了咱农庄
早晨起来，人一个也不见了，桌上杯盘狼藉敢情儿半夜还做了一顿饭吃。
她就是这么一个快乐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肠癌，发现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术，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必须辅之以化疗。
她了解化疗的后果一一脱发，浮肿。
她拒绝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个脱发、浮肿的形象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经常有国内各种神人出没，练武的、算卦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包医百病的气功大师，是从陕西省来的。学问深奥，功夫不凡，在病榻前为瓦哈洛娃发了两次功，瓦哈洛娃自觉通体舒泰，病痛全无，真像换了一个人。她高兴极了，决定就接受这位大师的气功治疗，让可恶的化疗见鬼去吧！可这位大师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来到西安，继续接气。吴和对此颇有些忧虑，但看瓦哈洛娃如此执着，也就由她去了。这时小丽丽已经从查理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母亲病重，只能关门陪护母亲一同来到西安。
这位大师收费十分昂贵，好在瓦哈洛娃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接了几个月气，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行走，骨瘦如柴。当时我正在国内，曾专门前往探视，见她这般形状，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还十分乐观，问我生意近来如何，还说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点头称是。
又过了些日子，我已经ok了回捷克的返程机票，突然接到小丽丽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已于昨夜病逝。由于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丽丽也不是过分悲伤，只是通知我一下，说她和父亲明日乘飞机到北京。
我赶紧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把我的机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赶到首都机场，接到了小丽丽父女，而快乐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经被拎在手提包里。
我先陪他们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办手续，因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须通知捷克使馆。然后又跑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通知他们捷克共和国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点半，我们才在餐厅里就坐。
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花园别墅），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款，安排海运。
货到了，吴霞带着小玉高高兴兴去海关清关提货，待运到仓库打开一看，傻了。
不但款式完全不对，更重要的是亚洲尺码！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一个窟窿。
吴霞几乎晕倒。
她当下给朋友打去电话，讲明了情况，让他火速赶往浙江村，逮住这帮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给她生产皮夹克的这个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结结实实的吃了个瘪子。
上当了，赔血本了，可还得强打着精神活呀。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她心如刀绞，可在小玉面前还不敢露出来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伪劣皮夹克胡乱卖了，手里又捏着一点钱。吴霞知道，这可是翻本儿的最后资本了！
她又开始苦苦琢磨。
本钱不多，要是按常规过大路货，没个五六年捞不回损失。等不起，没时间等。可过什么俏货才能有可观的利润呢？
对，过胸罩！
上次回国办货，她专门去了几次雅宝路市场，那五颜六色型状各异的胸罩确实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驻足良久，想买几个，可又没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无异。但她还是记住了批发价格：2，5元人民币一个。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价，没有低于120克郎的，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0元人民币。一个40尺货柜大概能装20万个，加上运费、保险、关税，也超不过15万元人民币。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币，算算能赚多少钱？跟投入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她愈想愈激动，再次飞回北京。
找到厂家，她这次总结了教训，不再一味地讨价还价，而是坚决强调质量。她不但把朋友找来，还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块儿找来，嘱咐说：“这次是我翻本儿的最后行动，请你千万费心受累，一定要和这样品一模一样才能付款。”朋友听了不乐意了，说上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是“浙皮子”中途调了包儿。吴霞说上次咱们不说了，说这次。看见这样品了吗？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让他们做的，欧洲女人胸脯特大。比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吗？这回我算你们一股，等着分钱吧。嗨嗨嗨，跟你说话呢！
那朋友正在细心研究手中的胸罩，问吴霞：“捷克女人有这么大？啧啧啧，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夺过胸罩，说：“瞧你那点德性，奶牛比这也大，你去那儿啧啧吧。”
胸罩如期运到，质量无可挑剔，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吴霞大喜，忙和小玉开车把胸罩送到各个熟人的店里试销。店主们看了也很喜欢，说销两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买断。
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来试的很多，买下的极少。吴霞惊问：“为什么？”回答说穿不上。吴霞心想不对吧？她已经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赶到店里，原来吴霞只注意到欧洲女人**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靠蜡烛照明。
我问她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还经营纺织品吗？她说经营纺织品可不行，气候炎热，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卖。我现在改做味精生意，从上海用集装箱运味精。这里老百姓的饮食都很单调，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办两个小工厂，一个生产蜡烛，一个造纸。原料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等于白给。等我从国内把简单的设备运来，厂子就可以开工了。
我预祝她成功，她邀请我来阿比让玩儿。我说好的，等你厂子开工的时候，我一定前往祝贺。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于**时代我们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
佩瑶笑了，说：“你可真能想，哪儿对哪儿呀？告诉你吧，他们以为我们是白人！”
我叹口气，又驱车上路。录音机里是韩磊那苍凉的歌声一一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黄昏山岗，
一个人走在这路上，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