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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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师哲等人。
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留居一个多月了，但自为斯大林祝寿之后，他们之间仅仅通过几次电话，却一直未能谋面晤谈。因此，他们这次相见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热情的。另外，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年之前就与斯大林相识，并给斯大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可以想见，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到来也一定是热烈欢迎的。说到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当事人有着各种回忆问世。笔者依据中苏双方的有关材料作如下说明：
据俄方的记录，在互致问候和进行简短的一般性话题交谈后，举行了以下内容的会谈。
斯大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组问题涉及现有苏中协定，另一组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日常事务。我想，最好不从日常问题开始，而从讨论现有协定开始。我们认为，这些协定需要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认为，可以保留。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订。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原则。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条约也就过时了。请就友好同盟条约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条约的具体草案，只有一些初步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相应的草案。
毛泽东：鉴于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于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的反响。友好同盟条约应把确保我们两国繁荣的一切因素固定下来，还要含有必须防止日本侵略行动重演的规定。因为我们关心我们两国的繁荣，所以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会试图进行干扰。
斯大林：对，日本人还有骨干，他们肯定会重整旗鼓，尤其是在美国人继续奉行他们今天的政策情况下。
毛泽东：我指出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把我们将来的条约同现有条约区分开了。以前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讲友谊，现在情况变了，有条件建立真正的友谊和合作。除此之外，如果说以前是讲合作抗日，那么现在则要讲防止日本的侵略。新的条约应当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将是经济合作问题。
……
接下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入具体问题的谈判。对此，俄方的记录有详细的记述，与我方的记录只有措辞的不同，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另外，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周恩来亲自执笔写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一份电报，作了客观而真实的记录。
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同志约集谈话。毛主席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是亲密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帝之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其他国家之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说明现有两类问题要解决：第一类为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第二类为个别请求问题，如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等等。当谈第一类问题时，斯大林对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条约的意见已经肯定下来，并对雅尔塔协定问题说可以不必管它。对旅顺口问题，斯大林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确定归还，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提到大连，斯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我们因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故当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五十一对四十九）及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同志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五十对五十），并另提双方代表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举例如第一期局长为苏联人，副局长为华人，第二期则改为局长华人，副局长苏人。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明我们所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大概的规定。关于借款问题，因须从今年一月算起，我们问可否缩短成四年，斯答很困难。关于第一类问题大致谈定后，即决定中苏双方由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具体会谈，后在会谈时苏方加入葛罗米柯、罗申，我方加入王稼祥、李富春。关于第二类问题，军事及空运团，当商定先由刘亚楼与布尔加宁研究材料，其他各项则另定商谈程序。
笔者审阅了俄方的记录，也认真地拜读了周恩来写给中央的上述报告，都证明中苏双方会谈我方的主角是毛泽东。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笔者曾读到过一些所谓的专著，信笔写道：由于毛泽东不善谈判，致使中苏会谈出现了僵局。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只好请天才的外交家周恩来到莫斯科，终于打破僵局，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意）。笔者不想推断这些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写，如稍有一点外交常识真正了解周恩来外交风格的人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据俄方的记录，周恩来在听了苏方莫洛托夫插话后也开始发言。请看如下记录：
莫洛托夫：在两个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共同管理某个企业时，一般都规定双方对等参与和轮流担任领导职务。在旧的协定中，铁路管理工作归苏方。但在今后，我们认为需要规定轮流履行管理职责，如可以两三年轮换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应该撤销中长铁路的现有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代之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职务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提出建议，这个问题需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讲共同管理，那就要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才更合逻辑。至于协定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是否需要改变双方的投资比例，代替现有的对等条件，把中方投资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
莫洛托夫：这会违背现有的双方对等原则。
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结束，驱车回到姐妹河别墅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他依然沉浸在亢奋之中。在他看来，由于他与斯大林商定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以及有关解决旅顺口问题、中长铁路问题、贷款问题等，所以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今天晚上与斯大林同志的谈判，是我来苏联一个多月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为，从此新中国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确立了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与此同时，他从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去看，说明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是相当高明的。为此，他也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我认为今晚取得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席带领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个大胜仗的得来，我们应当感谢斯大林同志。”毛泽东把话题一转，又讲起了会谈中有关贷款的事情，“应当说，斯大林还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他知道我们困难，三亿美元的贷款只收百分之一的利息，是相当优惠了。”
“是啊，他们贷给东欧民主国家的款，是收百分之二的。”周恩来说罢近似玩笑地说，“我记得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半开玩笑地问主席：怎么样？你们如果有钱，我也可以改收百分之二。”
“当时主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聪明地摇了摇头。”王稼祥也凑趣地说道。
“我当然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毛泽东说罢又习惯地数起手指头，“对三亿美元而言，多百分之一就是意味着一年要多拿三百万美元的利息啊！”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简言之，参加会谈的和没有参加会谈的，都为毛泽东在这次谈判中取得这样的胜利而高兴！
毛泽东终于从亢奋中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操着另外一种口气问王稼祥：“我们的王大使，根据你的经验，我们下边的戏还会遇到麻烦吗？”
“绝对不会再遇到麻烦了！”王稼祥信心十足地说，“苏联人都懂得，只要斯大林同志与主席定了调子，谁也不敢出一个弦外音。请主席一百个放心，下边的戏会越唱越好！”
接着，毛泽东把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全局，同时还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周恩来为首，组成条约起草小组；王稼祥除去协调、联络和苏方的关系外，还要负责有关俄语文本的翻译。最后，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道：“春节就要到了，看来我们这些人又要留在莫斯科过春节了。我希望我们的王大使能为我们这些身在异国的同志，过一个地道的中国春节！”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周恩来出面与苏方谈判条约和各项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双方“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中苏双方如何宣布一九四五年的条约协定失效的办法呢？经协商，“决定采用两外长换文的办法，亦为我方起草，苏方无修改通过。”至此，毛泽东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只剩下履行签字手续了。
相对而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周恩来等在谈判其他协定的时候有过不少的反复。对此，周恩来在亲笔写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关于中长路及旅大协定，我们在第二次会谈时提出三个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个是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中苏两国的团结会更加有利。斯大林同志对此意见，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第二个是如果对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路归还中国，斯表示同意。第三个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亦表示同意。谈后，即由我们担任起草协定。
毛主席在第一次谈话时即已说定中长、旅、大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我们原提案乃在第一条将苏联表示放弃对于租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的权利及对于大连和中长路的权宜并交还中国写成协定主文。后来苏方修改文如二月五日电告者，将远东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事实及从新处理中长路旅大诸问题的可能性写上，然后分条规定对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中长路是说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财产，对旅顺口是说至迟三年苏军自该地区撤退，并有偿移交上述地区设备，对大连港则俟和约缔结后处理，而大连产业今年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在协定外并有议定书，第一项原为无时间条件苏军得在绥满间运兵及运军需品，后改为如在远东发生战争威胁时始得实行，其他两项是有时间性的。我方对苏联修正案及其议定书已表示同意，国内在同意后亦应本条约原文解释和宣传。
对于周恩来的外交风格以及谈判进展，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当他看完拟议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恩来，照这样的速度进行，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是可以痛饮它几大杯了！”
或者说应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了！就在留住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王稼祥大使双手呈上一份电文，非常沉重地报告：“主席，总理，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您二位审阅。”
这是一份有关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厂的电报。毛泽东很快阅毕这份电文，一边递给身边的周恩来，一边怒拍沙发的扶手，猝然站起身来：“蒋某人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啊！”接着，在室内快速地踱着步子。
周恩来边看电文边蹙就愤怒的眉宇，最后，他看着电文沉吟有顷，小声地问道：“主席，你看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乎在这快速踱步中已经想出了应急的措施，遂驻步室中，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一、电告少奇同志，请他急电陈毅，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同时，还转告少奇同志，中央一定要作出全权承诺，不惜一切支持上海恢复发电！”周恩来补充道。
“二、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空军！在没有自己的空军之前，我建议向斯大林提出：请苏联支援我们一批飞机，用于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防空。”毛泽东说道。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再次补充道，“我看今天晚上，稼祥同志就可以把主席的意见转给苏方。”
或许毛泽东想起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这时，他又想到了影响全国经济的上海的金融市场，假如不法资本家利用敌人轰炸上海电厂的时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搞所谓“红盘”开市，在春节期间再来它一次金融危机，对新政权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为此，他又命令：“请再电告陈云同志，一定要做好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制造‘红盘’开市，确保上海人民过好春节！”
所谓上海电厂被炸史称“二·六”事件。该事件的缘起与经过是这样的：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周恩来相继赴苏访问之后，他清楚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谈判，将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与苏联结盟，借以加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看，必然会削弱蒋记“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他从自己的失败中感悟出这样的从政经验；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盟国做靠山，国内的经济出现了问题就一定会倒台。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难得的机遇，在春节前后搞乱上海的金融。其手段有二，一是通过轰炸上海的电厂，把一个霓虹灯充斥的不夜城推向沉夜，借以扰乱上海人民的心；二是通过所谓“红盘”开市，搞乱上海的金融，进而导致全国的经济危机。为此，他首先下达了轰炸上海的命令。
一九五○年二月六日中午，蒋机分四批袭入上海的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五百多无辜居民被炸死。然而轰炸中心目标显然还是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这个供应着上海百分之八十电力的心脏部门被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停电。”可以想见，上海陷入了解放后最大的一次混乱。
陈毅市长立即在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修、抢救和各种应急措施，调整防空火力部署，并即刻将情况上报中央以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他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全力支持上海，并提出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的口号后，陈毅市长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一方面向上海人民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一方面又如实地讲出所存在的困难。他说：“时下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由于电厂被炸，全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有很多大工厂被迫停工，人民没有水喝。更为可气的是，潜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大大小小的不法投机商借机抢购囤积，搞得人心惶惶，似乎上海的天真的变了！同志们，要挺起胸脯说：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主持下，上海市委进行分工，采用军事的手段强行落实如下事宜：
立即通知各区，限三小时内，将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使用；组织全市驻军和警察，自今晚轮流上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之徒。同时，立即把现有的高射火力调到法商电力公司警戒，作重点保护。
当天夜里，陈毅待在办公室，守着汽灯，一边接收发自各区的情况通报，一边给中央起草报告。天亮了，他又披着一件黑色大氅，“不顾劝阻，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乘敞篷吉普驶往杨树浦发电厂。眼前一片瓦砾，管道断裂，钢梁曲扭，整夜未睡的工人们正在清理废墟。”大家一见市长亲临现场慰问，都流着泪说：“我们晓得，现在发电第一！”陈毅听后二话没说，就“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沿着炸歪的梯子爬到数丈高的锅炉顶，察看输送带破坏程度，计算恢复部分发电最快需要多久”。空袭警报响了，陈毅和工人们蹲在防空壕里继续研究情况，他大声问工人们：“工人弟兄们！争取四十八个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
“行！”全体工人同志答说。这时，一位老工人无比愤怒地说了这句有名的话：“请陈市长放心！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这位老工人说的这句话，变成了陈毅同志的一句口头禅。同时，也变成了反轰炸斗争中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获悉这句口号之后，他的内心立即涌动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由此，他更加坚定在未来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必须相信、依靠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中央财委的报告：国内外的投机商利用上海停电，断水之机，决心在春节期间搞垮上海的金融。为此，他越发地种下了对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的难以化解的仇恨！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如果上海在春节前没有修复电厂，上海的老百姓在春节前没有买到年货，我们在莫斯科也不过春节！”
毛泽东再次陷入极大的痛苦中！王稼祥、师哲等同志为了让毛泽东能过得高兴些，再次调来一些电影请毛泽东观赏。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只看反映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片。斯大林听后曾感慨地说：
“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开国领袖。换言之，他绝容不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事情！但是，就在这期间，苏方无意做了一件刺激毛泽东民族自尊心的事情。那时，苏联文化部为欢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大剧院演出芭蕾舞《红罂粟花》，特别点名请毛泽东光临。毛泽东问道：“这个剧是什么内容？”
“听说是描写旧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师哲答说。
“我对芭蕾舞剧没研究，也不感兴趣，你们去吧。”毛泽东不愿看俄国人编的中国舞尤其是反映旧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芭蕾舞，推辞不去。
最后，经研究由陈伯达全权代表前去看芭蕾舞《红罂粟花》。没想到，陈伯达看了一半就返回了姐妹河别墅，向毛泽东报告这部舞剧是侮辱中国人的。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道：“难道在莫斯科真的有这种事情？你向周恩来汇报了没有？”
“我刚回来，还没向总理汇报。”陈伯达答说。
“你原原本本向恩来汇报，由他来处理此事。要记住：中国人民永远不可辱！”
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到达莫斯科以后，就知道苏联官员都惧怕斯大林。在此前后，调来担任翻译的孙维世也住在姐妹河别墅，经常代毛泽东先接电话。一次，她用俄语刚刚问候对方是谁，就吓得惶恐不安，连说话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您是斯大林……同志，我、我这就请示毛主席……”她一手捂住听筒，依然是十分害怕的样子，用汉语说道：“毛伯伯，斯、斯大林来电话了，问您有什么要求吗？”
孙维世接电话的情景，全都收入毛泽东的眼中，他淡然地对孙维世说道：“请代我转告斯大林同志，谢谢他，我一切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孙维世说罢挂上电话，取出一方手帕边擦额头上的汗边说：“我的妈呀！可把我吓死了。”
“维世，你是苏联人吗？”毛泽东不高兴地问。
“不！我是中国人。”
“我看你已经不是了。”
“为什么？”
“苏联人怕斯大林，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也怕斯大林呢？”
“这……”
“这叫有失国体！”
毛泽东向孙维世讲了有关国格高于一切的道理后，又感慨道：“维世，你要记住，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要是怕我了，你可一定要向我提个醒！”
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终于取得反轰炸的胜利，在春节前夕发电了！与此同时，在中财委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也击败了不法资本家搞的“红盘”开市。总之，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大获全胜！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历经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二月十四日举行签字仪式。这天上午，中国代表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代表团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早已迎候在位。“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仪式之后，周恩来发表演说，他指出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指出：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利益。”他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
签字仪式之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烈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并说：“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来而不往非礼也！毛泽东欣然干杯之后，也举起酒杯回敬道：“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盛大的招待酒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道：“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就是告别宴会，希望斯大林同志您光临。我们希望您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后的斯大林，已经被推上世界领袖的地位，所有来访者大都是前来“朝圣”的，很难做到所谓移樽就教。今天，毛泽东向他发出邀请之后，他也直言说道：“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习惯。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过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是日晚九时，王稼祥大使夫妇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勒保尔大厦举行宴会，一是答谢斯大林等苏联官员热情款待，再是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送行。由于斯大林破例出席欢送毛泽东，宴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中苏友好的热烈气氛。
毛泽东就要离开住了两个月又一天的姐妹河别墅了，一种异样的情感扑入心头。他知道前来服务的苏方工作人员，不是斯大林身边的就是供职于克里姆林宫的。行前，他请周恩来向这些苏方工作人员发了礼品。因此，当毛泽东登上就要离去的轿车的时候，这些苏方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地失声哭了！……
毛泽东告别了姐妹河别墅来到了火车站，他向苏联送行的同志发表了临别演说。笔者摘录如下这段文字，算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总结：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第五篇
一
毛泽东一行于二月十七日夜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等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贸易协定。毛泽东一行在归国途中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与工人、科学家等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许多有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参观后到达沈阳；稍作休息，遂于三月四日一行返抵北京，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迎接。
如从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算起，差两天就三个月了！可以想见，有多少内政外交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啊！虽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出访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在讲到中苏缔约的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指出：“实行人民民主**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当他听取了党内外有关领导同志的发言后，他又进一步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近三个月中，依然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的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换言之，未来的军事战场仅仅剩下了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局部的几个地方。因此，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战场，在毛泽东看来又包含着如下的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以及利用苏联贷款和专家，创建国营大型企业等等。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昔日，进行革命战争，主战场在农村；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谓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战线转移，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金融和市场。仅就上海这半年多以来的较量看，说明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上海的不法商人，还需要像打淮海战役那样，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分几个阶段进行。或许解放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实在是太复杂了，毛泽东多次提醒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同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靠着高喊反攻大陆过日子呢！
正当毛泽东运筹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战线转移的时候，出乎他所料的是，他收到了一份华北军区的送呈件，略谓：时下军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倾向，急需要纠正：“（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毛泽东看罢感到问题很是严重，当即批转全军，要求各部“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接着，令毛泽东更为震惊的是，他亲自审阅下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但是，自从他访问苏联归来之后，“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暗自思忖：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成立不到半年，他出访苏联才只有三个月，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开始侵入了新中国的肌体。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仅军队经商不但使人民的军队变质，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一定是亡党亡国！为此，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遂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名义下发《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略谓：
（一）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过去机关、部队、学校所设商店，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收回资金，或自行结束。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只能在各该机关、部队、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并须遵守合作法规。
……
（五）对于违犯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报请上级处理。……
时间转瞬过去近五十年了，历史又是惊人地来了一次所谓的“轮回”，且竟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搞了一次全党、全军堂而皇之的大经商，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如果读者再看一看毛泽东当年制定的上述法规，难道还不使全党、全军中那些热心办商业的同志深思嘛！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清楚全国向经济战线转移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采用杀人放火、投毒爆炸等手段，搞得各条战线都时无宁日！为此，他下大气力抓了社会治安这件大事。例如，在他回国不久，就向李克农等了解有关破获密谋爆炸他出访专列的经过。
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李克农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投入了紧张的破案工作。
根据事后侦知，毛人凤手中有两张所谓王牌：一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即前文所称万能潜伏台；再是经过美国专门训练并直属保密局领导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而万能潜伏台的台长计兆祥又是这一案件的关键人物。
计兆祥，是国民党自北平撤退前夕，由保密局毛人凤亲自布置的潜伏特务。毛氏根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当即把仅仅为中尉的计兆祥提为上校，任命为北平潜伏台的台长。由于计兆祥受过专门训练，是一个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的职业特务，所以毛人凤称他所领导的电台为万能潜伏台。计兆祥为了获取重要情报，住在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他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由于这个地方昔日是王公要员的居住地，今天又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因此成了防范禁地中的真空地带，客观上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提供了方便。在李克农亲自领导下，我有关部门经过一段周密的调查之后，计兆祥的身份终于败露了！为此，李克农亲自主持召开破案会议，讲道：“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
李克农下了逮捕计兆祥的命令，我安全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动，一部分同志持枪包围了计兆祥住的大杂院，一部分化装成街道查户口的，叫开了计兆祥的屋门，只见室内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打开电灯，两间厢房近似家徒四壁，也看不出什么地方能藏着一部电台。这时，计兆祥不慌不忙地说：“同志，我家里有什么犯忌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
也就是在这时，我一位入室负责搜查的同志抬头一看：屋顶上是花纸糊的天棚，就其新旧来看，糊了没有太长的时间。他纵身一跃，跳到那张八仙桌上，伸手一捅，双手接住了一只皮箱，打开一看，是一部相当现代化的收发报机。
这时，计兆祥吓得一哆嗦，当即就瘫在了地上。
接着，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的办公室里。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就是号称万能台的台长计兆祥吗？”
“是！长官，我交代。”计兆祥答说。
“立即给我接通台北。”李克农边说边指着桌上缴获的那部电台。
“给谁发报？”计兆祥胆怯地问。
“给你的顶头上司毛人凤！”
“您……认识毛局长？”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你们建立的。那时，毛人凤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
计兆祥从李克农的话音中猜出：审讯他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和戴笠、徐恩曾等有过交往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听从命令，在李克农的办公室给毛人凤发了这则电文，略谓：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收到这样一份电报，那也算是中国情报战线的一段趣闻。不久，他为了炸毁毛泽东回国时乘坐的专列，又用飞机于夜间空投了两名所谓东北技术纵队的特务。他们的下场也不佳，刚一落地，连同他们携带的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特制炸药等一起成了我公安人员的战利品。
就这样，李克农等完成了毛泽东批示的任务：“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自然，毛泽东乘着他的专列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遗憾的是，只有狡猾的小狸猫段云鹏等少数人漏网。但是，段贼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五年之后，他在我公安部门的跟踪下，终于在由香港潜入广东时落网，被我**机关处以极刑。
然而，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上述一切。他为了确保归国途中的安全，曾给刘少奇、高岗发了一通专电，明确指示：“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因此，他看了李克农的上述报告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是在毛泽东回国不久，他收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有关报告：据公安战线上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从全国溃退前夕，曾有计划地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二百余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另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其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之多。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之后，又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这些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其活动十分猖獗。
毛泽东在战略上向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他看了这份敌情报告之后，曾在一次治安会议上不无藐视地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看起来，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我们推倒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蛮困难哟！”
“是啊，我们还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好。”朱德赞同地说，“据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的会道门、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
“老总，你看，”毛泽东取来一份材料，“这是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是恩来刚刚转给我的。老总家乡的袍哥、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多少年来都是土匪的天下。”
就在朱德接读邓小平发来的电报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更为可气的是，蒋介石贼心不死，经常派遣小股部队，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袭扰东南沿海数省，搞得渔民出不了海，百姓也不安心春耕生产。”
恰在这时，哮喘病犯得十分厉害的李克农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上气不接下气的李克农，爱责地说：“病得这样厉害，就应该住院治疗嘛！我和恩来不是对你作了专门指示嘛，你怎么还带病坚持工作呢！”
“主席，我能休息吗？”李克农边说边取出两份电文，“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密谋刺杀陈毅同志、叶剑英同志的情报。”
毛泽东接过这两份电报迅速阅毕，又分转给周恩来、朱德，待周、朱二人看罢电报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恩来，老总，我们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镇压反革命，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为此，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使读者较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现摘录有关的段落：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极刑……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电告陈毅、叶剑英二同志，请他们务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要求罗瑞卿、李克农亲自坐镇领导，一定要逮捕由台湾潜入上海和广州的刺客。有关刺杀叶剑英的案件，已经为电影《羊城暗哨》提供了素材。关于刺杀陈毅的案件容笔者作扼要简介：
蒋介石不甘心上海“二·六”轰炸与所谓“红盘”开市的失败，指示毛人凤派遣职业杀手朱山猿潜回上海，在“五一”前后完成暗杀陈毅、曾山以及一批知名人士的目的。据潘汉年领导的有关部门，通过我们掌握的敌人电台的报告：上海的大新、永安、先施、新新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为此，陈毅命令潘汉年等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上了暗杀名单的知名人士。至于他自己的安全，却笑答：“朱山猿，仅仅是一个洪帮小头目，有什么了不起？他这次潜回上海，毛人凤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十万银元。”潘汉年答说。
“让他落空！”陈毅藐视地一笑，“谁胜谁负，那咱们就和他斗斗看吧。”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组织实施逮捕朱山猿的行动计划。不久，我们侦知：与朱山猿接头的人姓赵，是潜伏在上海周围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且早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陈毅成竹在胸，问道，“汉年同志，你们打算怎么办？”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两江纵队’之中，通过摸清内部情况，一网打尽。”
“有打入赵部合适人选吗？”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部队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猿策反过去。”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样？”
“不错。在协助我们办案中立过功。”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主张派他打入赵部。”
接着，潘汉年把这位反正的同志打入赵部，很快摸清了朱山猿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去暗杀陈毅等知名人士外，还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不久，这位潜入赵部的同志又获悉：朱山猿决定在“五一”前夕行刺陈毅同志。为此，我公安人员化装成各种小商小贩，人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朱山猿布置刺杀任务的会场，一网打尽了参与此次刺杀案件的所有敌特人员。朱山猿也在上海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里被捕入狱。不久，我**机关召开公审大会，对朱山猿执行枪决，真是大快人心。
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敌人是毫不手软的！可是他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也就是在他出访苏联回到北京不久，秘书告诉他：早已到京的仇鳌先生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他听后很是感叹地说：“没想到解放了还这样的忙，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出来！”
一天，他通知秘书：“找一天晚上，帮我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我要请仇鳌先生。同时，还要借此请几位老乡长来中南海聚谈一次。”
毛泽东曾于八月底电邀仇鳌与程潜等一道北上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这时，仇鳌已经隐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由此可知，他是学着古代圣贤的样子，功成身退，淡泊自守。程潜回乡之时，毛泽东又致信仇鳌：“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先生来京欢叙。”仇鳌读罢毛泽东的来信，真可谓是情意拳拳啊！他当即决定从故乡林泉中走出，稍作准备，登车北来。不巧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出访苏联忙得抽不出身来，只好请秘书田家英代表自己去车站，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欢迎仇鳌先生的到来。
仇鳌进京之后，真可谓是旧地重游。当他在李维汉等的陪同下看罢他熟悉的景点之后，为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所感动。为此，他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行门旧帝京。
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荣惑，紫盖人归识太平。
阅尽兴亡乔木在，中塞古柏亦峥嵘。
今天，前来中南海赴毛泽东宴会的是三位湘籍老人，他们是符定一、章士钊和仇鳌。按年龄算来，符定一是长者，因此，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而章士钊与仇鳌只好交由秘书代劳了。为此，他真诚地说道：“行严老，亦山老，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为年长的符老了！”
仇鳌一见毛泽东那亲切的样子，再一听毛泽东这尊老的话语，真是感动极了！他忍不住地说道：“多年不见，当了主席的润之还是老样子啊！”
“亦山老，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毛泽东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毛泽东搀扶着符定一走进餐厅，指着主宾的座位，说道：“符老，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我的很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今天，请您坐上座。”
“这怎么可以呢！”符定一诚惶诚恐地摆着手，“你是一国主席，自应由你坐上座啊！”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边说边把符定一扶到上座坐下。接着，他又客气地说，“行严老，亦山老，你们二位当陪客，我坐末席，给你们三位斟酒。”
符定一看着毛泽东为他们三位斟酒，一种说不出的情潮在心底滚动。他沉吟片时，说道：“今天，我们三个老湖南来赴会，吃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听听润之谈谈国家大事。”
“我赞成符老的意见，”仇鳌急忙附议，“润之啊，你主讲，我们三个老人听。”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士钊也说道。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见见我的三位老乡长，再就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毛泽东说。
毛泽东与三位老人争执了一会儿，章士钊打圆场地说道：“我提议：并行不悖，先由润之讲。”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符定一和仇鳌的赞同。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很是感慨地说：“我离开湖南二十多年了，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指着自己的头，“把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的脚，“就是要解决我们脚下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但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却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另外，由于毛泽东讲话十分幽默，因此把三位老人全都逗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讲道：“什么是我们脚下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山先生自称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他解决了吗？”
“没有。”章士钊说道。
“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弟子蒋介石呢？”毛泽东问道。
“他是孙先生的叛徒，怎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仇鳌说。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在践行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吗？”符定一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据我在西柏坡看到的，把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我看还是比较容易的。”符定一边说边看着认真听他讲话的毛泽东，“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居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是很难啊！”毛泽东有些沉重地说道，“这就需要大家，当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可以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建设好”。
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到听取三位老人意见上来了。他们三位老人各自谈了大半个世纪来的沧桑之变和见闻，都一致认为言者易、行则难。最后，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十分沉重地说道：“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喝难了，就说中央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符老出任馆长，行严老当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从命？”
“我看润之的提议是知人善任。符老，行严，你们二位就接任吧！”仇鳌赞成地说。
符定一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但是，他因年事已高，从来没有想过做共产党的官。他想了想，说道：“好在文史馆长不是什么官，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行严，可以接任吧？”
章士钊自青年时代就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可以说对于官场是深有了解了。他赞成符定一的观点，淡然地答说同意。但是，出乎他们三人所料的是，毛泽东却说；“仅文、老、贫还不行，必须要有才、德、望才胜任。”
三位老人深知毛泽东这句看来简单的话的分量，因为就从所谓“文、老、贫”，“才、德、望”这六个字中廓清了人民的领袖和昔日帝王的区别，遂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宴请三位老人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安排功成身退的仇鳌的工作。为此，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亦山老，您想留居北京，还是想回湖南呢？”
“我是有病之人，想回湖南安度晚年。”仇鳌答道。
“如果亦山老回湖南，我想请您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毛泽东问道。
“不！不行……”
“先不要说不行嘛，”毛泽东望着摇头的仇鳌，“您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就走嘛！”
仇鳌明白了，毛泽东是为了给他一份领薪水的闲差，故欣然接受了。至此，毛泽东的任务完成了，他指着桌上的酒菜，说道：“看，光顾了说了，都忘了吃了。来！一起下箸。”
……（未完待续）
十二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师哲等人。
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留居一个多月了，但自为斯大林祝寿之后，他们之间仅仅通过几次电话，却一直未能谋面晤谈。因此，他们这次相见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热情的。另外，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年之前就与斯大林相识，并给斯大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可以想见，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到来也一定是热烈欢迎的。说到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当事人有着各种回忆问世。笔者依据中苏双方的有关材料作如下说明：
据俄方的记录，在互致问候和进行简短的一般性话题交谈后，举行了以下内容的会谈。
斯大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组问题涉及现有苏中协定，另一组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日常事务。我想，最好不从日常问题开始，而从讨论现有协定开始。我们认为，这些协定需要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认为，可以保留。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订。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原则。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条约也就过时了。请就友好同盟条约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条约的具体草案，只有一些初步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相应的草案。
毛泽东：鉴于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于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的反响。友好同盟条约应把确保我们两国繁荣的一切因素固定下来，还要含有必须防止日本侵略行动重演的规定。因为我们关心我们两国的繁荣，所以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会试图进行干扰。
斯大林：对，日本人还有骨干，他们肯定会重整旗鼓，尤其是在美国人继续奉行他们今天的政策情况下。
毛泽东：我指出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把我们将来的条约同现有条约区分开了。以前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讲友谊，现在情况变了，有条件建立真正的友谊和合作。除此之外，如果说以前是讲合作抗日，那么现在则要讲防止日本的侵略。新的条约应当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将是经济合作问题。
……
接下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入具体问题的谈判。对此，俄方的记录有详细的记述，与我方的记录只有措辞的不同，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另外，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周恩来亲自执笔写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一份电报，作了客观而真实的记录。
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同志约集谈话。毛主席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是亲密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帝之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其他国家之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说明现有两类问题要解决：第一类为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第二类为个别请求问题，如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等等。当谈第一类问题时，斯大林对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条约的意见已经肯定下来，并对雅尔塔协定问题说可以不必管它。对旅顺口问题，斯大林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确定归还，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提到大连，斯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我们因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故当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五十一对四十九）及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同志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五十对五十），并另提双方代表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举例如第一期局长为苏联人，副局长为华人，第二期则改为局长华人，副局长苏人。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明我们所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大概的规定。关于借款问题，因须从今年一月算起，我们问可否缩短成四年，斯答很困难。关于第一类问题大致谈定后，即决定中苏双方由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具体会谈，后在会谈时苏方加入葛罗米柯、罗申，我方加入王稼祥、李富春。关于第二类问题，军事及空运团，当商定先由刘亚楼与布尔加宁研究材料，其他各项则另定商谈程序。
笔者审阅了俄方的记录，也认真地拜读了周恩来写给中央的上述报告，都证明中苏双方会谈我方的主角是毛泽东。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笔者曾读到过一些所谓的专著，信笔写道：由于毛泽东不善谈判，致使中苏会谈出现了僵局。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只好请天才的外交家周恩来到莫斯科，终于打破僵局，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意）。笔者不想推断这些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写，如稍有一点外交常识真正了解周恩来外交风格的人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据俄方的记录，周恩来在听了苏方莫洛托夫插话后也开始发言。请看如下记录：
莫洛托夫：在两个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共同管理某个企业时，一般都规定双方对等参与和轮流担任领导职务。在旧的协定中，铁路管理工作归苏方。但在今后，我们认为需要规定轮流履行管理职责，如可以两三年轮换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应该撤销中长铁路的现有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代之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职务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提出建议，这个问题需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讲共同管理，那就要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才更合逻辑。至于协定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是否需要改变双方的投资比例，代替现有的对等条件，把中方投资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
莫洛托夫：这会违背现有的双方对等原则。
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结束，驱车回到姐妹河别墅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他依然沉浸在亢奋之中。在他看来，由于他与斯大林商定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以及有关解决旅顺口问题、中长铁路问题、贷款问题等，所以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今天晚上与斯大林同志的谈判，是我来苏联一个多月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为，从此新中国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确立了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与此同时，他从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去看，说明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是相当高明的。为此，他也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我认为今晚取得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席带领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个大胜仗的得来，我们应当感谢斯大林同志。”毛泽东把话题一转，又讲起了会谈中有关贷款的事情，“应当说，斯大林还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他知道我们困难，三亿美元的贷款只收百分之一的利息，是相当优惠了。”
“是啊，他们贷给东欧民主国家的款，是收百分之二的。”周恩来说罢近似玩笑地说，“我记得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半开玩笑地问主席：怎么样？你们如果有钱，我也可以改收百分之二。”
“当时主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聪明地摇了摇头。”王稼祥也凑趣地说道。
“我当然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毛泽东说罢又习惯地数起手指头，“对三亿美元而言，多百分之一就是意味着一年要多拿三百万美元的利息啊！”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简言之，参加会谈的和没有参加会谈的，都为毛泽东在这次谈判中取得这样的胜利而高兴！
毛泽东终于从亢奋中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操着另外一种口气问王稼祥：“我们的王大使，根据你的经验，我们下边的戏还会遇到麻烦吗？”
“绝对不会再遇到麻烦了！”王稼祥信心十足地说，“苏联人都懂得，只要斯大林同志与主席定了调子，谁也不敢出一个弦外音。请主席一百个放心，下边的戏会越唱越好！”
接着，毛泽东把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全局，同时还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周恩来为首，组成条约起草小组；王稼祥除去协调、联络和苏方的关系外，还要负责有关俄语文本的翻译。最后，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道：“春节就要到了，看来我们这些人又要留在莫斯科过春节了。我希望我们的王大使能为我们这些身在异国的同志，过一个地道的中国春节！”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周恩来出面与苏方谈判条约和各项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双方“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中苏双方如何宣布一九四五年的条约协定失效的办法呢？经协商，“决定采用两外长换文的办法，亦为我方起草，苏方无修改通过。”至此，毛泽东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只剩下履行签字手续了。
相对而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周恩来等在谈判其他协定的时候有过不少的反复。对此，周恩来在亲笔写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关于中长路及旅大协定，我们在第二次会谈时提出三个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个是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中苏两国的团结会更加有利。斯大林同志对此意见，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第二个是如果对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路归还中国，斯表示同意。第三个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亦表示同意。谈后，即由我们担任起草协定。
毛主席在第一次谈话时即已说定中长、旅、大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我们原提案乃在第一条将苏联表示放弃对于租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的权利及对于大连和中长路的权宜并交还中国写成协定主文。后来苏方修改文如二月五日电告者，将远东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事实及从新处理中长路旅大诸问题的可能性写上，然后分条规定对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中长路是说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财产，对旅顺口是说至迟三年苏军自该地区撤退，并有偿移交上述地区设备，对大连港则俟和约缔结后处理，而大连产业今年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在协定外并有议定书，第一项原为无时间条件苏军得在绥满间运兵及运军需品，后改为如在远东发生战争威胁时始得实行，其他两项是有时间性的。我方对苏联修正案及其议定书已表示同意，国内在同意后亦应本条约原文解释和宣传。
对于周恩来的外交风格以及谈判进展，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当他看完拟议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恩来，照这样的速度进行，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是可以痛饮它几大杯了！”
或者说应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了！就在留住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王稼祥大使双手呈上一份电文，非常沉重地报告：“主席，总理，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您二位审阅。”
这是一份有关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厂的电报。毛泽东很快阅毕这份电文，一边递给身边的周恩来，一边怒拍沙发的扶手，猝然站起身来：“蒋某人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啊！”接着，在室内快速地踱着步子。
周恩来边看电文边蹙就愤怒的眉宇，最后，他看着电文沉吟有顷，小声地问道：“主席，你看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乎在这快速踱步中已经想出了应急的措施，遂驻步室中，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一、电告少奇同志，请他急电陈毅，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同时，还转告少奇同志，中央一定要作出全权承诺，不惜一切支持上海恢复发电！”周恩来补充道。
“二、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空军！在没有自己的空军之前，我建议向斯大林提出：请苏联支援我们一批飞机，用于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防空。”毛泽东说道。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再次补充道，“我看今天晚上，稼祥同志就可以把主席的意见转给苏方。”
或许毛泽东想起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这时，他又想到了影响全国经济的上海的金融市场，假如不法资本家利用敌人轰炸上海电厂的时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搞所谓“红盘”开市，在春节期间再来它一次金融危机，对新政权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为此，他又命令：“请再电告陈云同志，一定要做好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制造‘红盘’开市，确保上海人民过好春节！”
所谓上海电厂被炸史称“二·六”事件。该事件的缘起与经过是这样的：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周恩来相继赴苏访问之后，他清楚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谈判，将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与苏联结盟，借以加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看，必然会削弱蒋记“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他从自己的失败中感悟出这样的从政经验；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盟国做靠山，国内的经济出现了问题就一定会倒台。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难得的机遇，在春节前后搞乱上海的金融。其手段有二，一是通过轰炸上海的电厂，把一个霓虹灯充斥的不夜城推向沉夜，借以扰乱上海人民的心；二是通过所谓“红盘”开市，搞乱上海的金融，进而导致全国的经济危机。为此，他首先下达了轰炸上海的命令。
一九五○年二月六日中午，蒋机分四批袭入上海的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五百多无辜居民被炸死。然而轰炸中心目标显然还是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这个供应着上海百分之八十电力的心脏部门被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停电。”可以想见，上海陷入了解放后最大的一次混乱。
陈毅市长立即在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修、抢救和各种应急措施，调整防空火力部署，并即刻将情况上报中央以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他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全力支持上海，并提出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的口号后，陈毅市长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一方面向上海人民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一方面又如实地讲出所存在的困难。他说：“时下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由于电厂被炸，全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有很多大工厂被迫停工，人民没有水喝。更为可气的是，潜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大大小小的不法投机商借机抢购囤积，搞得人心惶惶，似乎上海的天真的变了！同志们，要挺起胸脯说：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主持下，上海市委进行分工，采用军事的手段强行落实如下事宜：
立即通知各区，限三小时内，将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使用；组织全市驻军和警察，自今晚轮流上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之徒。同时，立即把现有的高射火力调到法商电力公司警戒，作重点保护。
当天夜里，陈毅待在办公室，守着汽灯，一边接收发自各区的情况通报，一边给中央起草报告。天亮了，他又披着一件黑色大氅，“不顾劝阻，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乘敞篷吉普驶往杨树浦发电厂。眼前一片瓦砾，管道断裂，钢梁曲扭，整夜未睡的工人们正在清理废墟。”大家一见市长亲临现场慰问，都流着泪说：“我们晓得，现在发电第一！”陈毅听后二话没说，就“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沿着炸歪的梯子爬到数丈高的锅炉顶，察看输送带破坏程度，计算恢复部分发电最快需要多久”。空袭警报响了，陈毅和工人们蹲在防空壕里继续研究情况，他大声问工人们：“工人弟兄们！争取四十八个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
“行！”全体工人同志答说。这时，一位老工人无比愤怒地说了这句有名的话：“请陈市长放心！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这位老工人说的这句话，变成了陈毅同志的一句口头禅。同时，也变成了反轰炸斗争中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获悉这句口号之后，他的内心立即涌动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由此，他更加坚定在未来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必须相信、依靠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中央财委的报告：国内外的投机商利用上海停电，断水之机，决心在春节期间搞垮上海的金融。为此，他越发地种下了对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的难以化解的仇恨！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如果上海在春节前没有修复电厂，上海的老百姓在春节前没有买到年货，我们在莫斯科也不过春节！”
毛泽东再次陷入极大的痛苦中！王稼祥、师哲等同志为了让毛泽东能过得高兴些，再次调来一些电影请毛泽东观赏。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只看反映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片。斯大林听后曾感慨地说：
“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开国领袖。换言之，他绝容不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事情！但是，就在这期间，苏方无意做了一件刺激毛泽东民族自尊心的事情。那时，苏联文化部为欢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大剧院演出芭蕾舞《红罂粟花》，特别点名请毛泽东光临。毛泽东问道：“这个剧是什么内容？”
“听说是描写旧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师哲答说。
“我对芭蕾舞剧没研究，也不感兴趣，你们去吧。”毛泽东不愿看俄国人编的中国舞尤其是反映旧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芭蕾舞，推辞不去。
最后，经研究由陈伯达全权代表前去看芭蕾舞《红罂粟花》。没想到，陈伯达看了一半就返回了姐妹河别墅，向毛泽东报告这部舞剧是侮辱中国人的。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道：“难道在莫斯科真的有这种事情？你向周恩来汇报了没有？”
“我刚回来，还没向总理汇报。”陈伯达答说。
“你原原本本向恩来汇报，由他来处理此事。要记住：中国人民永远不可辱！”
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到达莫斯科以后，就知道苏联官员都惧怕斯大林。在此前后，调来担任翻译的孙维世也住在姐妹河别墅，经常代毛泽东先接电话。一次，她用俄语刚刚问候对方是谁，就吓得惶恐不安，连说话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您是斯大林……同志，我、我这就请示毛主席……”她一手捂住听筒，依然是十分害怕的样子，用汉语说道：“毛伯伯，斯、斯大林来电话了，问您有什么要求吗？”
孙维世接电话的情景，全都收入毛泽东的眼中，他淡然地对孙维世说道：“请代我转告斯大林同志，谢谢他，我一切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孙维世说罢挂上电话，取出一方手帕边擦额头上的汗边说：“我的妈呀！可把我吓死了。”
“维世，你是苏联人吗？”毛泽东不高兴地问。
“不！我是中国人。”
“我看你已经不是了。”
“为什么？”
“苏联人怕斯大林，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也怕斯大林呢？”
“这……”
“这叫有失国体！”
毛泽东向孙维世讲了有关国格高于一切的道理后，又感慨道：“维世，你要记住，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要是怕我了，你可一定要向我提个醒！”
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终于取得反轰炸的胜利，在春节前夕发电了！与此同时，在中财委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也击败了不法资本家搞的“红盘”开市。总之，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大获全胜！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历经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二月十四日举行签字仪式。这天上午，中国代表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代表团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早已迎候在位。“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仪式之后，周恩来发表演说，他指出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指出：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利益。”他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
签字仪式之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烈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并说：“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来而不往非礼也！毛泽东欣然干杯之后，也举起酒杯回敬道：“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盛大的招待酒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道：“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就是告别宴会，希望斯大林同志您光临。我们希望您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后的斯大林，已经被推上世界领袖的地位，所有来访者大都是前来“朝圣”的，很难做到所谓移樽就教。今天，毛泽东向他发出邀请之后，他也直言说道：“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习惯。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过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是日晚九时，王稼祥大使夫妇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勒保尔大厦举行宴会，一是答谢斯大林等苏联官员热情款待，再是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送行。由于斯大林破例出席欢送毛泽东，宴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中苏友好的热烈气氛。
毛泽东就要离开住了两个月又一天的姐妹河别墅了，一种异样的情感扑入心头。他知道前来服务的苏方工作人员，不是斯大林身边的就是供职于克里姆林宫的。行前，他请周恩来向这些苏方工作人员发了礼品。因此，当毛泽东登上就要离去的轿车的时候，这些苏方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地失声哭了！……
毛泽东告别了姐妹河别墅来到了火车站，他向苏联送行的同志发表了临别演说。笔者摘录如下这段文字，算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总结：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第五篇
一
毛泽东一行于二月十七日夜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等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贸易协定。毛泽东一行在归国途中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与工人、科学家等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许多有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参观后到达沈阳；稍作休息，遂于三月四日一行返抵北京，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迎接。
如从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算起，差两天就三个月了！可以想见，有多少内政外交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啊！虽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出访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在讲到中苏缔约的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指出：“实行人民民主**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当他听取了党内外有关领导同志的发言后，他又进一步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近三个月中，依然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的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换言之，未来的军事战场仅仅剩下了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局部的几个地方。因此，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战场，在毛泽东看来又包含着如下的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以及利用苏联贷款和专家，创建国营大型企业等等。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昔日，进行革命战争，主战场在农村；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谓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战线转移，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金融和市场。仅就上海这半年多以来的较量看，说明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上海的不法商人，还需要像打淮海战役那样，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分几个阶段进行。或许解放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实在是太复杂了，毛泽东多次提醒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同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靠着高喊反攻大陆过日子呢！
正当毛泽东运筹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战线转移的时候，出乎他所料的是，他收到了一份华北军区的送呈件，略谓：时下军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倾向，急需要纠正：“（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毛泽东看罢感到问题很是严重，当即批转全军，要求各部“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接着，令毛泽东更为震惊的是，他亲自审阅下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但是，自从他访问苏联归来之后，“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暗自思忖：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成立不到半年，他出访苏联才只有三个月，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开始侵入了新中国的肌体。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仅军队经商不但使人民的军队变质，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一定是亡党亡国！为此，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遂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名义下发《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略谓：
（一）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过去机关、部队、学校所设商店，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收回资金，或自行结束。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只能在各该机关、部队、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并须遵守合作法规。
……
（五）对于违犯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报请上级处理。……
时间转瞬过去近五十年了，历史又是惊人地来了一次所谓的“轮回”，且竟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搞了一次全党、全军堂而皇之的大经商，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如果读者再看一看毛泽东当年制定的上述法规，难道还不使全党、全军中那些热心办商业的同志深思嘛！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清楚全国向经济战线转移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采用杀人放火、投毒爆炸等手段，搞得各条战线都时无宁日！为此，他下大气力抓了社会治安这件大事。例如，在他回国不久，就向李克农等了解有关破获密谋爆炸他出访专列的经过。
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李克农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投入了紧张的破案工作。
根据事后侦知，毛人凤手中有两张所谓王牌：一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即前文所称万能潜伏台；再是经过美国专门训练并直属保密局领导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而万能潜伏台的台长计兆祥又是这一案件的关键人物。
计兆祥，是国民党自北平撤退前夕，由保密局毛人凤亲自布置的潜伏特务。毛氏根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当即把仅仅为中尉的计兆祥提为上校，任命为北平潜伏台的台长。由于计兆祥受过专门训练，是一个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的职业特务，所以毛人凤称他所领导的电台为万能潜伏台。计兆祥为了获取重要情报，住在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他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由于这个地方昔日是王公要员的居住地，今天又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因此成了防范禁地中的真空地带，客观上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提供了方便。在李克农亲自领导下，我有关部门经过一段周密的调查之后，计兆祥的身份终于败露了！为此，李克农亲自主持召开破案会议，讲道：“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
李克农下了逮捕计兆祥的命令，我安全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动，一部分同志持枪包围了计兆祥住的大杂院，一部分化装成街道查户口的，叫开了计兆祥的屋门，只见室内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打开电灯，两间厢房近似家徒四壁，也看不出什么地方能藏着一部电台。这时，计兆祥不慌不忙地说：“同志，我家里有什么犯忌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
也就是在这时，我一位入室负责搜查的同志抬头一看：屋顶上是花纸糊的天棚，就其新旧来看，糊了没有太长的时间。他纵身一跃，跳到那张八仙桌上，伸手一捅，双手接住了一只皮箱，打开一看，是一部相当现代化的收发报机。
这时，计兆祥吓得一哆嗦，当即就瘫在了地上。
接着，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的办公室里。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就是号称万能台的台长计兆祥吗？”
“是！长官，我交代。”计兆祥答说。
“立即给我接通台北。”李克农边说边指着桌上缴获的那部电台。
“给谁发报？”计兆祥胆怯地问。
“给你的顶头上司毛人凤！”
“您……认识毛局长？”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你们建立的。那时，毛人凤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
计兆祥从李克农的话音中猜出：审讯他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和戴笠、徐恩曾等有过交往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听从命令，在李克农的办公室给毛人凤发了这则电文，略谓：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收到这样一份电报，那也算是中国情报战线的一段趣闻。不久，他为了炸毁毛泽东回国时乘坐的专列，又用飞机于夜间空投了两名所谓东北技术纵队的特务。他们的下场也不佳，刚一落地，连同他们携带的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特制炸药等一起成了我公安人员的战利品。
就这样，李克农等完成了毛泽东批示的任务：“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自然，毛泽东乘着他的专列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遗憾的是，只有狡猾的小狸猫段云鹏等少数人漏网。但是，段贼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五年之后，他在我公安部门的跟踪下，终于在由香港潜入广东时落网，被我**机关处以极刑。
然而，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上述一切。他为了确保归国途中的安全，曾给刘少奇、高岗发了一通专电，明确指示：“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因此，他看了李克农的上述报告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是在毛泽东回国不久，他收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有关报告：据公安战线上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从全国溃退前夕，曾有计划地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二百余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另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其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之多。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之后，又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这些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其活动十分猖獗。
毛泽东在战略上向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他看了这份敌情报告之后，曾在一次治安会议上不无藐视地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看起来，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我们推倒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蛮困难哟！”
“是啊，我们还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好。”朱德赞同地说，“据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的会道门、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
“老总，你看，”毛泽东取来一份材料，“这是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是恩来刚刚转给我的。老总家乡的袍哥、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多少年来都是土匪的天下。”
就在朱德接读邓小平发来的电报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更为可气的是，蒋介石贼心不死，经常派遣小股部队，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袭扰东南沿海数省，搞得渔民出不了海，百姓也不安心春耕生产。”
恰在这时，哮喘病犯得十分厉害的李克农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上气不接下气的李克农，爱责地说：“病得这样厉害，就应该住院治疗嘛！我和恩来不是对你作了专门指示嘛，你怎么还带病坚持工作呢！”
“主席，我能休息吗？”李克农边说边取出两份电文，“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密谋刺杀陈毅同志、叶剑英同志的情报。”
毛泽东接过这两份电报迅速阅毕，又分转给周恩来、朱德，待周、朱二人看罢电报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恩来，老总，我们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镇压反革命，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为此，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使读者较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现摘录有关的段落：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极刑……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电告陈毅、叶剑英二同志，请他们务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要求罗瑞卿、李克农亲自坐镇领导，一定要逮捕由台湾潜入上海和广州的刺客。有关刺杀叶剑英的案件，已经为电影《羊城暗哨》提供了素材。关于刺杀陈毅的案件容笔者作扼要简介：
蒋介石不甘心上海“二·六”轰炸与所谓“红盘”开市的失败，指示毛人凤派遣职业杀手朱山猿潜回上海，在“五一”前后完成暗杀陈毅、曾山以及一批知名人士的目的。据潘汉年领导的有关部门，通过我们掌握的敌人电台的报告：上海的大新、永安、先施、新新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为此，陈毅命令潘汉年等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上了暗杀名单的知名人士。至于他自己的安全，却笑答：“朱山猿，仅仅是一个洪帮小头目，有什么了不起？他这次潜回上海，毛人凤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十万银元。”潘汉年答说。
“让他落空！”陈毅藐视地一笑，“谁胜谁负，那咱们就和他斗斗看吧。”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组织实施逮捕朱山猿的行动计划。不久，我们侦知：与朱山猿接头的人姓赵，是潜伏在上海周围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且早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陈毅成竹在胸，问道，“汉年同志，你们打算怎么办？”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两江纵队’之中，通过摸清内部情况，一网打尽。”
“有打入赵部合适人选吗？”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部队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猿策反过去。”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样？”
“不错。在协助我们办案中立过功。”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主张派他打入赵部。”
接着，潘汉年把这位反正的同志打入赵部，很快摸清了朱山猿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去暗杀陈毅等知名人士外，还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不久，这位潜入赵部的同志又获悉：朱山猿决定在“五一”前夕行刺陈毅同志。为此，我公安人员化装成各种小商小贩，人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朱山猿布置刺杀任务的会场，一网打尽了参与此次刺杀案件的所有敌特人员。朱山猿也在上海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里被捕入狱。不久，我**机关召开公审大会，对朱山猿执行枪决，真是大快人心。
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敌人是毫不手软的！可是他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也就是在他出访苏联回到北京不久，秘书告诉他：早已到京的仇鳌先生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他听后很是感叹地说：“没想到解放了还这样的忙，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出来！”
一天，他通知秘书：“找一天晚上，帮我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我要请仇鳌先生。同时，还要借此请几位老乡长来中南海聚谈一次。”
毛泽东曾于八月底电邀仇鳌与程潜等一道北上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这时，仇鳌已经隐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由此可知，他是学着古代圣贤的样子，功成身退，淡泊自守。程潜回乡之时，毛泽东又致信仇鳌：“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先生来京欢叙。”仇鳌读罢毛泽东的来信，真可谓是情意拳拳啊！他当即决定从故乡林泉中走出，稍作准备，登车北来。不巧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出访苏联忙得抽不出身来，只好请秘书田家英代表自己去车站，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欢迎仇鳌先生的到来。
仇鳌进京之后，真可谓是旧地重游。当他在李维汉等的陪同下看罢他熟悉的景点之后，为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所感动。为此，他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行门旧帝京。
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荣惑，紫盖人归识太平。
阅尽兴亡乔木在，中塞古柏亦峥嵘。
今天，前来中南海赴毛泽东宴会的是三位湘籍老人，他们是符定一、章士钊和仇鳌。按年龄算来，符定一是长者，因此，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而章士钊与仇鳌只好交由秘书代劳了。为此，他真诚地说道：“行严老，亦山老，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为年长的符老了！”
仇鳌一见毛泽东那亲切的样子，再一听毛泽东这尊老的话语，真是感动极了！他忍不住地说道：“多年不见，当了主席的润之还是老样子啊！”
“亦山老，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毛泽东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毛泽东搀扶着符定一走进餐厅，指着主宾的座位，说道：“符老，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我的很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今天，请您坐上座。”
“这怎么可以呢！”符定一诚惶诚恐地摆着手，“你是一国主席，自应由你坐上座啊！”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边说边把符定一扶到上座坐下。接着，他又客气地说，“行严老，亦山老，你们二位当陪客，我坐末席，给你们三位斟酒。”
符定一看着毛泽东为他们三位斟酒，一种说不出的情潮在心底滚动。他沉吟片时，说道：“今天，我们三个老湖南来赴会，吃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听听润之谈谈国家大事。”
“我赞成符老的意见，”仇鳌急忙附议，“润之啊，你主讲，我们三个老人听。”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士钊也说道。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见见我的三位老乡长，再就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毛泽东说。
毛泽东与三位老人争执了一会儿，章士钊打圆场地说道：“我提议：并行不悖，先由润之讲。”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符定一和仇鳌的赞同。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很是感慨地说：“我离开湖南二十多年了，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指着自己的头，“把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的脚，“就是要解决我们脚下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但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却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另外，由于毛泽东讲话十分幽默，因此把三位老人全都逗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讲道：“什么是我们脚下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山先生自称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他解决了吗？”
“没有。”章士钊说道。
“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弟子蒋介石呢？”毛泽东问道。
“他是孙先生的叛徒，怎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仇鳌说。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在践行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吗？”符定一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据我在西柏坡看到的，把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我看还是比较容易的。”符定一边说边看着认真听他讲话的毛泽东，“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居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是很难啊！”毛泽东有些沉重地说道，“这就需要大家，当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可以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建设好”。
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到听取三位老人意见上来了。他们三位老人各自谈了大半个世纪来的沧桑之变和见闻，都一致认为言者易、行则难。最后，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十分沉重地说道：“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喝难了，就说中央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符老出任馆长，行严老当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从命？”
“我看润之的提议是知人善任。符老，行严，你们二位就接任吧！”仇鳌赞成地说。
符定一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但是，他因年事已高，从来没有想过做共产党的官。他想了想，说道：“好在文史馆长不是什么官，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行严，可以接任吧？”
章士钊自青年时代就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可以说对于官场是深有了解了。他赞成符定一的观点，淡然地答说同意。但是，出乎他们三人所料的是，毛泽东却说；“仅文、老、贫还不行，必须要有才、德、望才胜任。”
三位老人深知毛泽东这句看来简单的话的分量，因为就从所谓“文、老、贫”，“才、德、望”这六个字中廓清了人民的领袖和昔日帝王的区别，遂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宴请三位老人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安排功成身退的仇鳌的工作。为此，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亦山老，您想留居北京，还是想回湖南呢？”
“我是有病之人，想回湖南安度晚年。”仇鳌答道。
“如果亦山老回湖南，我想请您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毛泽东问道。
“不！不行……”
“先不要说不行嘛，”毛泽东望着摇头的仇鳌，“您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就走嘛！”
仇鳌明白了，毛泽东是为了给他一份领薪水的闲差，故欣然接受了。至此，毛泽东的任务完成了，他指着桌上的酒菜，说道：“看，光顾了说了，都忘了吃了。来！一起下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