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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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这话不假。自王安石上台, 设立三司条例司后,朝廷一共推行了三样新法,分别是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和将兵法。其中农田水利法是为富国,为了开辟荒地,兴修水利, 使得天下田亩增产。而保甲法和将兵法则是为了强兵, 为了以百姓护乡里。
只是仅仅这些, 显然是不够的。只要国朝一日不除积弊,就没有中兴的可能。而这“募役法”, 正是他和王安石两人商定, 最能革除积弊,去民疾苦的新法。
所谓“募役”,正如其名, 是要以钱粮雇佣役力,替代以往的“差役法”。自古以来, 役出于民。有宋一朝, 除了要缴纳赋税以外,百姓还要按照户等高低, 轮流为朝廷服差役。其中州、县役主要有衙前、押司、录事等。乡役则有里正、户长、眷长、弓手、壮丁等。都是为朝廷办事,需要承担一定职责的任务。
而这些差役中,不乏肥缺, 都被上户占了个干净。那些苦差, 则往往分给了中下户, 闹得民不聊生。譬如“衙前”一样, 就是替官府押运贡物前往东京。不论远近,食宿都要自理,而且绝不能出半分差池。若有损毁,当役者还要照价赔偿。有些地方距离京城太远,动辄辗转数千里,只为押运一些根本不值钱的东西,闹的人家破也是有的。
这积弊,也有不少大臣提出,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有奏本,阐述差役频频,扰得民间不得安生。轻者投献田产,寄身于豪富之家,冒称佃客;重者连家中田亩都不顾了,远避他乡,流亡隐匿。如此一来,还有谁肯安心种地,朝廷赋税又要如何收取?
故而在解决了“富国强兵”的大政后,赵顼最先想到的就是此法了。那些见朝廷缺钱,就肯慷慨解囊的百姓,不正要好生呵护吗?
听到这话,王安石松了口气,拱手道:“官家既能下定决心,臣自义不容辞。”
他别旁人更怕天子退缩。毕竟现在朝廷有钱了,矿山、盐田、商税三样,加起来都要超过田赋所得了。而这些,还都能牢牢掌控在天子手中。若是天子因此心神安逸,不愿再冒险革新,他在三司条例司中的谋划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如今有了国债兑付的激励,能让天子下定决心自然是最好。
然而心中激荡,王安石还是不免道:“只是这募役法如今唯有总则,议定还要些时候。豪富之家难免生出怨言。若是众议汹汹,还请官家以民为重,不为小人所动。”
这次的募役法跟之前的确不同,是需要下放到各州县,让官吏们“论定”需要募役的金额的。如此一来,耗时更长不说,难免还会让那些豪富之家有了准备,群起攻之。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更需要天子的决心了。若是天子犹疑不定,怕是这法令连东京城都没法出。
此事赵顼心中哪会不知?然而又看了看手中的国债兑付记录,他恨恨咬了咬牙:“这些人哄抬国库券时,可没有半分犹豫。朕自不能让他们占尽便宜!”
在本朝,官户虽说还要交田赋,但确实是免役的,因而“差役法”对其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但是改成了“募役法”,官户也必须付“助役钱”才行。如此一来,数不清的达官士族恐怕都要反对此法,届时闹出的动静,可就不是区区的“保甲法”、“贡举法”能比的了。
如今赵顼的确是不缺钱了,但是眼看着这些人侵占朝廷所得,还要害民,他如何能忍?而这点国债的获利都不放过,何况平日在乡里所为。他又岂能看这些人盘剥良善?
有了天子如此果决的答案,王安石心头大定。眼见年关将至,也该把这募役法公之于众了。
※
虽说这段时间,士林因“引力”一说纷争不断,但是老成持重的臣子,对此却不怎么关心。他们又不是靠经学吃饭的,对于这古怪的新学说更是不感兴趣。与之相比,天子和王安石的动静才更重要些。之前王安石提到的“贡举法”未曾正式颁布,但是太学改制已成事实,估计考过明岁春闱,就要落实了。连关乎仕途的抡才大典都能动,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动的?
因而在“募役法”正式出台时,在众人哗然之时,不少人也开始奋笔疾书,上谏直陈了。
免除衙前重役,可是连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提过的。但是免役归免役,让官户、豪右、僧道这些原本免役之人掏钱助役,可就是他们万万不愿看到的了。若是士人跟乡民一样,都要掏钱才能免役,朝廷的体面又在何处?
莫说是这些朝廷忠臣,就连三司条例司里任职的苏辙都忍不住上本反驳,王安石可不愿看到自家阵脚大乱,立刻安排其出京巡视各地水利。
连弟弟都被赶出京了,苏轼自然也是大怒,就连赴宴时,也忍不住说一说国事:“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怎能以他物充代?这募役的法子,实在异想天开,终会害民!”
说着,他对一旁正跟人窃窃私语的甄琼道:“凌霄子乃天子近臣,何不劝谏一二?须知这募役法若是施行,似你这样的道人,也要纳钱助役了!”
这募役法的总则就是“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也就是不再征调乡民,而是采取雇佣的法子,由官府雇役力。当然这个钱还是要百姓来掏的,就要按户等和家产计算多寡,征收入库。如此一来,岂不又给百姓增加了一重赋税?还有士人自来为官,哪有掏钱助役的?贫者要加赋,富者也要平白给钱,哪有这样的事情?
甄琼也是好久没参加这种宴会了,一直埋头写文,只盼能早些定稿,出版他的《造化论》。现在有了个底稿,正好拿来让人帮他瞧瞧。沈括可以修改错漏,李格非则能通顺语句,有这两人,他就不怕出丑了。
谁料正改着文,突然被点到了名,甄琼也是一脸茫然的抬头:“纳什么钱?”
“助役钱啊。你若是有房产、田亩,乃至耕牛、水车,都会算作家产,缴纳助役钱。凌霄子不觉得荒唐吗?”苏轼见他一无所知,便解释道。现在朝中上下都在谏言,能多一人帮着说话,总是好的。
甄琼立刻警醒起来:“真要交钱?要交多少?”
“还在算,若是田亩过多,一年怕不要数十贯!”苏轼立刻道。
“哦,吓我一跳。数十贯还好吧?”甄琼松了口气,他现在虽然不拿月俸了,但是账上的钱可是数不过来的,吃利息都比那数十贯要多啊。更别提他每年还有好几万贯的经费,朝廷既然要征收助役钱,交就交了呗。
苏轼被噎的气都差点没上来,缓了缓才语重心长道:“不是这般算的。若是一户交这么多,天下赋税又要增长多少?景声,你家中应当也有不少田亩,能归为上户。不怕受其害吗?”
甄琼这小道不懂,韩邈这个商人总该懂了吧?
韩邈闻言却道:“子瞻兄应当也知衙前之苦,此事总该想个法子解决。纳钱看来是多,但是应役之费,也是惊人。且应役无法务农、经商,耽搁时间损失更大。其中优劣,还是要算算方知。”
“家家户户都要交钱,岂不是增税?这种事还用算吗?”苏轼皱起了眉头。他也是当过地方官的,见过百姓对于衙前的深恶痛绝。然而加赋敛财,他万万不能认同。
“若是服役,吃用都要自己开销。就算一日只花十文,一载就要三千余钱。应役两载,花费六七千,家中还要缺个壮年劳力。若是能交钱免役,怕是有不少人会欣然应诺吧?”韩邈可不管苏轼所言,直接算了起来。
这赤|裸|裸的数字,让苏轼一怔,他只想到道德大意,还真没有仔细算过。然而念头一转,他又摇头道:“差役乃是轮替制,并非年年应役,这算法似有不妥。再者说,若是家贫无法纳钱呢?照常收取,岂不要逼得人破家!”
韩邈干脆道:“若是无钱的下户,就当免其差役。只要划出个定额,按照家资来算即可。如果不愿纳钱,也可出人服役。有个挑选,自然会有人选更合适自家的方式。”
这法子可行吗?苏轼难免也思量了良久,才道:“如今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这些免役之人,也要缴纳助役钱,难道不过苛吗?”
“只要是按田亩算,就有其道理。况且这些人还是只需缴纳一半的助役钱,比寻常免役钱要少。若是家资不丰,自可由朝廷减免,少收或是不收。此事说到底,终归是个算的问题。只要算出的数目有益于民,就可推行。”韩邈说着,长叹了一声,“不过区区商贾,思量难免有所不足,只会算算账面的东西。还要朝廷诸公多多费心,想出个折中的法子。”
若是换个人这么说,苏轼必然不放在心上。但是这韩邈毕竟是凌霄子的夫婿,又是东京城一等一的大商人。若是施行这法度,对于他,乃至他身后的相州韩氏都有巨大影响。没料到这人居然持如此态度。
饶是苏轼文思锋锐,辩才无碍,也要回去想上一想了。
韩邈对于苏轼的想法却不怎么关心。这新法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东京,而在相州。他的《日新报》是因何而办的,韩邈可没忘记。
※※※※※※※※※※※※※※※※※※※※
苏轼最初是反对新法的干将,在颠沛十载重新归朝后,又反对司马光罢黜“募役法”,再次被流放。不是他不合时宜只会挑刺,而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站在了更广大的百姓一边。一成不变的只是人设,是人就会有变化,心态上的,阅历上的,立场上的。而苏东坡的伟大,也正在于此。感谢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营养液的小天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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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这话不假。自王安石上台, 设立三司条例司后,朝廷一共推行了三样新法,分别是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和将兵法。其中农田水利法是为富国,为了开辟荒地,兴修水利, 使得天下田亩增产。而保甲法和将兵法则是为了强兵, 为了以百姓护乡里。
只是仅仅这些, 显然是不够的。只要国朝一日不除积弊,就没有中兴的可能。而这“募役法”, 正是他和王安石两人商定, 最能革除积弊,去民疾苦的新法。
所谓“募役”,正如其名, 是要以钱粮雇佣役力,替代以往的“差役法”。自古以来, 役出于民。有宋一朝, 除了要缴纳赋税以外,百姓还要按照户等高低, 轮流为朝廷服差役。其中州、县役主要有衙前、押司、录事等。乡役则有里正、户长、眷长、弓手、壮丁等。都是为朝廷办事,需要承担一定职责的任务。
而这些差役中,不乏肥缺, 都被上户占了个干净。那些苦差, 则往往分给了中下户, 闹得民不聊生。譬如“衙前”一样, 就是替官府押运贡物前往东京。不论远近,食宿都要自理,而且绝不能出半分差池。若有损毁,当役者还要照价赔偿。有些地方距离京城太远,动辄辗转数千里,只为押运一些根本不值钱的东西,闹的人家破也是有的。
这积弊,也有不少大臣提出,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有奏本,阐述差役频频,扰得民间不得安生。轻者投献田产,寄身于豪富之家,冒称佃客;重者连家中田亩都不顾了,远避他乡,流亡隐匿。如此一来,还有谁肯安心种地,朝廷赋税又要如何收取?
故而在解决了“富国强兵”的大政后,赵顼最先想到的就是此法了。那些见朝廷缺钱,就肯慷慨解囊的百姓,不正要好生呵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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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心中激荡,王安石还是不免道:“只是这募役法如今唯有总则,议定还要些时候。豪富之家难免生出怨言。若是众议汹汹,还请官家以民为重,不为小人所动。”
这次的募役法跟之前的确不同,是需要下放到各州县,让官吏们“论定”需要募役的金额的。如此一来,耗时更长不说,难免还会让那些豪富之家有了准备,群起攻之。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更需要天子的决心了。若是天子犹疑不定,怕是这法令连东京城都没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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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赵顼的确是不缺钱了,但是眼看着这些人侵占朝廷所得,还要害民,他如何能忍?而这点国债的获利都不放过,何况平日在乡里所为。他又岂能看这些人盘剥良善?
有了天子如此果决的答案,王安石心头大定。眼见年关将至,也该把这募役法公之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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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段时间,士林因“引力”一说纷争不断,但是老成持重的臣子,对此却不怎么关心。他们又不是靠经学吃饭的,对于这古怪的新学说更是不感兴趣。与之相比,天子和王安石的动静才更重要些。之前王安石提到的“贡举法”未曾正式颁布,但是太学改制已成事实,估计考过明岁春闱,就要落实了。连关乎仕途的抡才大典都能动,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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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弟弟都被赶出京了,苏轼自然也是大怒,就连赴宴时,也忍不住说一说国事:“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怎能以他物充代?这募役的法子,实在异想天开,终会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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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募役法的总则就是“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也就是不再征调乡民,而是采取雇佣的法子,由官府雇役力。当然这个钱还是要百姓来掏的,就要按户等和家产计算多寡,征收入库。如此一来,岂不又给百姓增加了一重赋税?还有士人自来为官,哪有掏钱助役的?贫者要加赋,富者也要平白给钱,哪有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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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邈闻言却道:“子瞻兄应当也知衙前之苦,此事总该想个法子解决。纳钱看来是多,但是应役之费,也是惊人。且应役无法务农、经商,耽搁时间损失更大。其中优劣,还是要算算方知。”
“家家户户都要交钱,岂不是增税?这种事还用算吗?”苏轼皱起了眉头。他也是当过地方官的,见过百姓对于衙前的深恶痛绝。然而加赋敛财,他万万不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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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苏轼文思锋锐,辩才无碍,也要回去想上一想了。
韩邈对于苏轼的想法却不怎么关心。这新法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东京,而在相州。他的《日新报》是因何而办的,韩邈可没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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