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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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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虽然火药作为四大发明在我国古代诞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厉害的火器，但是对于火药为何会爆炸，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解释为阴性的硝石与阳性的硫磺相遇，阴阳碰撞的结果。这种论断解释，简直就是废话，根本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这正是因为，火药爆炸超出了直观外推所能解释的范畴，古代科学家就开始捣浆糊，以最常用的阴阳调和理论来糊弄。
说完了科学理论、技术，再来看看实验。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很爱实验，他们很早便懂得理论要靠实践来检验。但是基于直观外推的科学理论，对于能够解释的范围，其实不需要实验，通过经验就可以证明，而不能够解释的范围，即便进行了实验，也得不到什么结论，无法对实验的成败进行解释，就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诡辩遮掩过去。
说了这么许多，我国古代科学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为何就不能产生近代科学呢。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产生和演化需要内在的动力，需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譬如技术——科学——技术得循环，从现有技术中发现科学原理，再利用原理来指导技术进步，再例如实验——理论——实验的循环，从实验中证实或者证伪理论，再设计新的实验证明新理论。
而且，这两个循环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穿插进行，有机融合的。从之前提到的科学理论、技术、实验的发展曲线来看，我国古代，这三者是分离的，特别是技术一枝独秀，不仅占据了科学总量的绝大部分，高达百分之八十，而且发展迅速。
而西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与我国类似，然后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大爆炸，却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理论、技术以及实验，所占的比例没有明显的不协调，而且是相互交替上升和发展的，形成了非常好的促进循环。
除了科学自身的循环动力外，还有社会发展的外部动力，可以理解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封建社会，技术无法脱离产品而存在，也不能脱离使用它的人而存在。
譬如举世闻名的赵州桥，李春在建造它时，利用了力学、材料强度等方法，但是这只是作为造桥的技能，而不是科学方法，而是这项高超的造桥技术。可能只有李春掌握了，其他人并不知晓，一旦李春不在了，这个技术也就没有了。
这种古代技术的自封闭性，导致其无法脱离产品和人，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也很少能够推广到其他的领域，从而无法进入自我促进的循环。
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其自身极具开放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寻找提高劳动效率方法，这让本领域内有了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很快地跨领域发展。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首先是从纺纱机开始的。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能够生产更多的棉纱，符合资本逐利的本质。然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看似完全是基于一个巧合，就是将原本横放的纺锤竖着放，大大增加了纺锤的密度，提高了纺纱速度。
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长期使用的纺纱车，纺锤一直横着放，居然从没有人想到把它竖起来，这充分反映了古代技术的封闭性，很少能够自我改进。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棉纱的巨大需求促使相关人员挖空心思地去想办法生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造效率更高的机器，所以发明者才会在看似偶然的机会中发明珍妮纺纱机。
可惜的是，我国古代很早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社会结构非常稳定，这固然有利于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发展，但是却让科学技术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动力，只能在封建制度的约束之下缓慢发展，甚至停滞。
还有，我国作为世界性的强大文明，近代之前所处的地缘十分有利，周边没有强大的文明威胁。这一点在火器发展上可见一斑。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我国古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明代前期，火器的种类之多，威力之大，举世无双，然后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落后了很多。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周边的军事压力有关。以明代为例，虽然面临北部蒙古骑兵的威胁，东南沿海倭寇的骚扰，但是这两股势力的文明程度都低于中原，都是以冷兵器见长，明军只需借助现有的火器结合冷兵器便可与之抗衡，技术革新的压力很小。
转而看向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解体分裂成了主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国家和民族。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为了生存，难免会发生冲突。然而，欧洲各国之间文明相当，要想获胜或者压制对手，必须不断地对战争武器进行革新，或者说紧跟对手的脚步，落后就要挨打，割地赔钱，其火器技术得快速发展，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回想了这么多，朱标意识到自己攀科技、搞发展的念头有些异想天开，想以金手指复刻各种先进机械，几乎不太可能。靠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在十四世纪的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即便他是天子也不行。
但是，至少有几点可以做。首先，可以将科学与政治适当地分开，设立专门的科学研究部门，而不是和一般的官吏混为一体。给他们灌输柏拉图的理念论，鼓励基于现实世界的缺陷而不断改造事物，只有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才会有新技术甚至新事物出现，
其次，将科学从官僚、朝廷向士人、民间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科学，对科学产生兴趣，进而研究科学，择其优秀者进入朝廷，捧上铁饭碗，不需要担心生计。
再次，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一方面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与世界交流，取长补短，不至于闭门造车。
繁荣的工商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积累足够的资本，促进社会的发展。前世的书本上都说，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明代江南的丝绸纺织业，并且有理由相信，逐步自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既然如此，凭借后世的知识以及现世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有力的推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二，虽然火药作为四大发明在我国古代诞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厉害的火器，但是对于火药为何会爆炸，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解释为阴性的硝石与阳性的硫磺相遇，阴阳碰撞的结果。这种论断解释，简直就是废话，根本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这正是因为，火药爆炸超出了直观外推所能解释的范畴，古代科学家就开始捣浆糊，以最常用的阴阳调和理论来糊弄。
说完了科学理论、技术，再来看看实验。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很爱实验，他们很早便懂得理论要靠实践来检验。但是基于直观外推的科学理论，对于能够解释的范围，其实不需要实验，通过经验就可以证明，而不能够解释的范围，即便进行了实验，也得不到什么结论，无法对实验的成败进行解释，就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诡辩遮掩过去。
说了这么许多，我国古代科学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为何就不能产生近代科学呢。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产生和演化需要内在的动力，需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譬如技术——科学——技术得循环，从现有技术中发现科学原理，再利用原理来指导技术进步，再例如实验——理论——实验的循环，从实验中证实或者证伪理论，再设计新的实验证明新理论。
而且，这两个循环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穿插进行，有机融合的。从之前提到的科学理论、技术、实验的发展曲线来看，我国古代，这三者是分离的，特别是技术一枝独秀，不仅占据了科学总量的绝大部分，高达百分之八十，而且发展迅速。
而西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与我国类似，然后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大爆炸，却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理论、技术以及实验，所占的比例没有明显的不协调，而且是相互交替上升和发展的，形成了非常好的促进循环。
除了科学自身的循环动力外，还有社会发展的外部动力，可以理解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封建社会，技术无法脱离产品而存在，也不能脱离使用它的人而存在。
譬如举世闻名的赵州桥，李春在建造它时，利用了力学、材料强度等方法，但是这只是作为造桥的技能，而不是科学方法，而是这项高超的造桥技术。可能只有李春掌握了，其他人并不知晓，一旦李春不在了，这个技术也就没有了。
这种古代技术的自封闭性，导致其无法脱离产品和人，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也很少能够推广到其他的领域，从而无法进入自我促进的循环。
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其自身极具开放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寻找提高劳动效率方法，这让本领域内有了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很快地跨领域发展。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首先是从纺纱机开始的。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能够生产更多的棉纱，符合资本逐利的本质。然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看似完全是基于一个巧合，就是将原本横放的纺锤竖着放，大大增加了纺锤的密度，提高了纺纱速度。
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长期使用的纺纱车，纺锤一直横着放，居然从没有人想到把它竖起来，这充分反映了古代技术的封闭性，很少能够自我改进。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棉纱的巨大需求促使相关人员挖空心思地去想办法生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造效率更高的机器，所以发明者才会在看似偶然的机会中发明珍妮纺纱机。
可惜的是，我国古代很早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社会结构非常稳定，这固然有利于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发展，但是却让科学技术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动力，只能在封建制度的约束之下缓慢发展，甚至停滞。
还有，我国作为世界性的强大文明，近代之前所处的地缘十分有利，周边没有强大的文明威胁。这一点在火器发展上可见一斑。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我国古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明代前期，火器的种类之多，威力之大，举世无双，然后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落后了很多。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周边的军事压力有关。以明代为例，虽然面临北部蒙古骑兵的威胁，东南沿海倭寇的骚扰，但是这两股势力的文明程度都低于中原，都是以冷兵器见长，明军只需借助现有的火器结合冷兵器便可与之抗衡，技术革新的压力很小。
转而看向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解体分裂成了主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国家和民族。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为了生存，难免会发生冲突。然而，欧洲各国之间文明相当，要想获胜或者压制对手，必须不断地对战争武器进行革新，或者说紧跟对手的脚步，落后就要挨打，割地赔钱，其火器技术得快速发展，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回想了这么多，朱标意识到自己攀科技、搞发展的念头有些异想天开，想以金手指复刻各种先进机械，几乎不太可能。靠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在十四世纪的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即便他是天子也不行。
但是，至少有几点可以做。首先，可以将科学与政治适当地分开，设立专门的科学研究部门，而不是和一般的官吏混为一体。给他们灌输柏拉图的理念论，鼓励基于现实世界的缺陷而不断改造事物，只有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才会有新技术甚至新事物出现，
其次，将科学从官僚、朝廷向士人、民间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科学，对科学产生兴趣，进而研究科学，择其优秀者进入朝廷，捧上铁饭碗，不需要担心生计。
再次，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一方面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与世界交流，取长补短，不至于闭门造车。
繁荣的工商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积累足够的资本，促进社会的发展。前世的书本上都说，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明代江南的丝绸纺织业，并且有理由相信，逐步自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既然如此，凭借后世的知识以及现世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有力的推动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