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杀猪不过头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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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负所望，梦境很快实现了。老爸果真赶着马车来接我了。并且在那一年，我家杀了一口四百多斤的猪。
那几乎是我妈一生中较为引以为傲的事了，村子里的人都在夸赞说：呀！她家的猪有四百多斤啊？咋养的啊？真厉害！母亲总是哈哈的笑。我一看她，就知道她有多骄傲。
不过话说回来，杀这样大的猪也是比较费事的。首先像往常一样，把村子里壮年都找过来。大家先喝几壶茶水，研究研究战略。然后纷纷起身，十来个人立在院子里，围墙外边还有不少观摩的小孩和指挥的老头子们。
父亲打开猪圈的门，猪就自己不知死活的跑出来了。几个人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立马扑上前去。抓腿的抓腿，抱头的抱头。还有一时间什么也没抓着的，也只能薅猪尾巴，呜啊的恐吓猪。
一时间猪嗷嗷喊叫，人也呼喊着“按住了！按住了！”“拿刀！拿刀！”全是一叠声的，嘈杂极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下刀了。（有点残忍，胆小的跳过本段。但我相信你还会翻回来看的，毕竟家里不在农村的，就一定没看过村子里怎么杀猪。）
下刀的人选是早就商量好了的，这个人一定经验丰富，技术高超。杀猪是很有讲究的，必须让猪血流出来猪肉才好吃。如果下刀的位置不对，血会很少。开膛的时候就会发现肉都泡在血里，实在是影响胃口的事情。
杀猪也不过头点地，手起刀落，停止了所有声音。
我从来没有睁开眼看过那一幕，总觉得心里怕怕的。等我看的时候，它已经被充气、剃毛，正式解剖。它的血通常有半洗衣盆那么多，我看着那么多的血，怎么也想象不到那是从一只猪的身体里怎样流出来的。
残忍的屠宰过程结束，正式开始了美食的制作，猪血可以拿来灌肠；猪肉搭配酸菜、粉条，成了东北的一道名菜——猪肉酸菜炖粉条；猪头和猪蹄要留着，等到来年二月二再吃。我此刻早就从炕上跑下来，围着煮肠的锅台边走来走去，目光死死的盯着锅里的食物。
母亲笑吟吟的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看着锅里的血肠。我也焦急的望着，一会喊一句：“妈，你看熟了没？”终于等到熟了，第一口毫无疑问属于我。
刚煮熟的血肠呼呼的冒着热气，我刚拿了一下，手立刻缩了回来，然后，又奋不顾手的去拿。烫得我只好在两只手间倒来倒去，一边吹气给手降温，一边见缝插针咬了一口。
“嗬！”烫得我真想吐出来，但味道好的想也没想就大嚼起来。母亲问：“熟了吗？好吃吗？”
我含糊的嚼着第二口，抬起头满眼幸福的看着她，饶舌似的说：“熟了熟了！好吃好吃！”再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指早被烫的通红。
此刻回想起来那种味道，几乎是反复咽着口水完成了这段描述。耳边回想起每年杀猪的时候，老爸总会念那几句口头禅：“小子小子你别哭，过完小年就杀猪。丫头丫头你别馋，过完小年就大年。”
是啊，杀完猪就该过年了。这个从来没有被世人知道的小村庄也有它的热闹，鞭炮、红灯笼，再加上东北人特有的豪迈的嗓门——一人问：“吃了吗？”
一人答：“刚要吃，过来吃点啊？”
其实隔着好几道石头墙，大家不过是看个脑袋尖儿，说不定是谁也不确定，就这样问候着。我总是暗暗发笑，觉得这过于热情。
过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吃的、穿的和压岁钱。吃的主要就是猪肉炖粉条、红烧排骨、干炸里脊、蒜薹炒猪肉……总而言之，这头猪发挥了它最大价值，在整个春节期间从不缺席我们的餐桌。
吃的如此丰富，穿的呢？我妈是我姥的忠实拥护者，几乎我姥的建议她都会采纳。比如，我姥说这孩子穿红衣服好看。新年一到，我必会得到一套红色的衣服。
第二年，我姥说这孩子穿绿衣裳也好看，同样，我又得到了一套绿衣裳。几乎有三四年，我都是以扎眼的、鲜艳的套装闪耀在小伙伴们中间。
但我依然感谢姥姥，我谢谢她的欣赏品味一直在变，总比每年都一样的好。最后不能不提到我们童年最幸福的期待——压岁钱。
我的压岁钱是没有多少的，每年加起来最多也不会超过两百。而且随着我年龄日渐增长，压岁钱越来越少。到十一二岁就几乎没有了，爸妈也从没给过我压岁钱。
这导致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没有爸妈需要给孩子压岁钱这回事的。直到上了大学，发现室友们依然领着压岁钱，最少的也有近千块，多的就有七八千了。而他们最大的压岁钱数量来源是自己的爸妈。
这几乎颠覆了我对于压岁钱的所有概念了。
爸妈也要给的吗？这么大了还有吗？真的可以收到那么多吗？她们一一给与肯定的回答。最后我还是不死心的问一句：那你们收到的一定交给家里了吧？
阿怒坚定的回答一句：“不呀，都自己留着花。”我‘嗵’的一声摔倒在床上，猛然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太久了。哪怕每年只有微薄的收入，还要被母亲拿走，带着笑容说一句：“妈给你存着，留着交学费。”
学费交给了我妈，她的确不想负众望。只是能教的有限，我认识的字很快就比她多。至于算数，每次她买完菜回来还要我给她算找的钱的对不对。
于是，她基本上放弃了教我文化知识，直接从生活入手——教我烧火做饭、喂羊喂鸡。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我不认识钟表，一下子如获至宝。
她立刻兴致勃勃的教我认识它，她指着距离我们五米远的钟，说：“可简单了，你看那个指针指在几那就是几点。”我也指着五米外的地方，问：“那个指针？”
她说：“不是，那个指针。”
我说：“噢！”拉了长长的调调，好像我真的懂了似的。
然后妈说她要睡会觉，让我十一点叫她起来做饭，十二点爸就回来了。我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一看母亲已经睡着了，钟表上某指针恰好指向十一。
我赶紧把她叫醒，焦急的催促道：“妈，妈，你快起来。到十一点了，该做饭了，我爸快回来了！”她瞬间从炕上弹起来了，一边擦嘴角的口水，一边穿鞋去做饭。
我再回头一看，那个指针又快指到十二了，我又大喊：“妈，你快点。马上就十二点了！”她终于有所醒悟，在外屋问：“这么快吗？”没等她走进里屋，我又自顾自的喊：“快，快，马上又一点了！”
她走进屋一看，十点半还没到……不论如何，我总算真的认识了钟表。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如此强悍的妈？为什么不是温柔的？为什么不可以像二林子的妈妈那样，柔声的跟二林子说：“多吃点，你这几天都瘦了。”
换成我妈，同样的事情，我妈的话语是：“吃，吃，吃，你那是吃猫食呢？就那几口就完了？”
说到二林子，必须要交代一下这个我生命中的重要角色——男闺蜜。我们从学前班开始认识，小学五年的同桌，中学三年的前后桌，高中三年的校友，哪怕后来不在一个城市，我们依然不曾断过联系。
我看着他幼时因为肚子疼哭了一脸的眼泪，他看着我感冒时鼻涕纸堆了一书桌；后来，我见证他情窦初开，帮他追心仪的女生。他也见证着我和我的初恋遇见到分开；后来上了大学，我学了影视编导，他学了土木工程。
虽然八竿子打不着，我还是可以帮他推荐一些高品质的爱情动作片。我想在未来，我们会参加彼此的婚礼，做彼此孩子的干爹干妈。我们还会是彼此最要好的异性朋友，至清至净，无关爱情。
每当别人问我和他认识多久，我都能很快回答。计算方法很简单，用我当时的年龄减去八就是了。
1999年，二林子和我一起，升入一年级。用那时的文字表达水平来形容，就是‘世界为我打开了一片知识的海洋’。
我在偶尔特殊的时刻，甚至能清晰的感受到有一些东西钻进了我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出来，我将拥有它终生的使用权。更为庆幸的是，那些东西还不是水或者铅。
班主任姓赵，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头发都花白了，满脸都是岁月的痕迹。他看起来和蔼可亲，有几分像我姥爷的态度。我紧张的看着他，终于忍耐不住，好似心里憋着一口毒血，不吐不快。
我没有举手，而是‘腾’的站起来，说：“老师，这个划拉的到底是啥啊？”话一出口，所有人都看着我，万众瞩目。
他想必看不清我手里举的本子，慢悠悠的从讲台上走下来，表情颇为严肃的拿到手里仔细端详着。我忽然看到他脸上所有的褶皱像被投了石子的湖面，漾起层层涟漪。
他笑了，抬眼看看我问：“你刚才说啥？划拉的？”我懵懂的点点头。他又笑了，拿着我的本子把个划拉的临摹到黑板上，笑着对大家说：“这个啊不是划拉的，这是一个字，念‘好’”。
说着把‘好’字的工整写法写在旁边。念好？原来它是个字！原来它是‘好’！亲爱的，你猜对了吗？
生活不负所望，梦境很快实现了。老爸果真赶着马车来接我了。并且在那一年，我家杀了一口四百多斤的猪。
那几乎是我妈一生中较为引以为傲的事了，村子里的人都在夸赞说：呀！她家的猪有四百多斤啊？咋养的啊？真厉害！母亲总是哈哈的笑。我一看她，就知道她有多骄傲。
不过话说回来，杀这样大的猪也是比较费事的。首先像往常一样，把村子里壮年都找过来。大家先喝几壶茶水，研究研究战略。然后纷纷起身，十来个人立在院子里，围墙外边还有不少观摩的小孩和指挥的老头子们。
父亲打开猪圈的门，猪就自己不知死活的跑出来了。几个人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立马扑上前去。抓腿的抓腿，抱头的抱头。还有一时间什么也没抓着的，也只能薅猪尾巴，呜啊的恐吓猪。
一时间猪嗷嗷喊叫，人也呼喊着“按住了！按住了！”“拿刀！拿刀！”全是一叠声的，嘈杂极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下刀了。（有点残忍，胆小的跳过本段。但我相信你还会翻回来看的，毕竟家里不在农村的，就一定没看过村子里怎么杀猪。）
下刀的人选是早就商量好了的，这个人一定经验丰富，技术高超。杀猪是很有讲究的，必须让猪血流出来猪肉才好吃。如果下刀的位置不对，血会很少。开膛的时候就会发现肉都泡在血里，实在是影响胃口的事情。
杀猪也不过头点地，手起刀落，停止了所有声音。
我从来没有睁开眼看过那一幕，总觉得心里怕怕的。等我看的时候，它已经被充气、剃毛，正式解剖。它的血通常有半洗衣盆那么多，我看着那么多的血，怎么也想象不到那是从一只猪的身体里怎样流出来的。
残忍的屠宰过程结束，正式开始了美食的制作，猪血可以拿来灌肠；猪肉搭配酸菜、粉条，成了东北的一道名菜——猪肉酸菜炖粉条；猪头和猪蹄要留着，等到来年二月二再吃。我此刻早就从炕上跑下来，围着煮肠的锅台边走来走去，目光死死的盯着锅里的食物。
母亲笑吟吟的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看着锅里的血肠。我也焦急的望着，一会喊一句：“妈，你看熟了没？”终于等到熟了，第一口毫无疑问属于我。
刚煮熟的血肠呼呼的冒着热气，我刚拿了一下，手立刻缩了回来，然后，又奋不顾手的去拿。烫得我只好在两只手间倒来倒去，一边吹气给手降温，一边见缝插针咬了一口。
“嗬！”烫得我真想吐出来，但味道好的想也没想就大嚼起来。母亲问：“熟了吗？好吃吗？”
我含糊的嚼着第二口，抬起头满眼幸福的看着她，饶舌似的说：“熟了熟了！好吃好吃！”再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指早被烫的通红。
此刻回想起来那种味道，几乎是反复咽着口水完成了这段描述。耳边回想起每年杀猪的时候，老爸总会念那几句口头禅：“小子小子你别哭，过完小年就杀猪。丫头丫头你别馋，过完小年就大年。”
是啊，杀完猪就该过年了。这个从来没有被世人知道的小村庄也有它的热闹，鞭炮、红灯笼，再加上东北人特有的豪迈的嗓门——一人问：“吃了吗？”
一人答：“刚要吃，过来吃点啊？”
其实隔着好几道石头墙，大家不过是看个脑袋尖儿，说不定是谁也不确定，就这样问候着。我总是暗暗发笑，觉得这过于热情。
过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吃的、穿的和压岁钱。吃的主要就是猪肉炖粉条、红烧排骨、干炸里脊、蒜薹炒猪肉……总而言之，这头猪发挥了它最大价值，在整个春节期间从不缺席我们的餐桌。
吃的如此丰富，穿的呢？我妈是我姥的忠实拥护者，几乎我姥的建议她都会采纳。比如，我姥说这孩子穿红衣服好看。新年一到，我必会得到一套红色的衣服。
第二年，我姥说这孩子穿绿衣裳也好看，同样，我又得到了一套绿衣裳。几乎有三四年，我都是以扎眼的、鲜艳的套装闪耀在小伙伴们中间。
但我依然感谢姥姥，我谢谢她的欣赏品味一直在变，总比每年都一样的好。最后不能不提到我们童年最幸福的期待——压岁钱。
我的压岁钱是没有多少的，每年加起来最多也不会超过两百。而且随着我年龄日渐增长，压岁钱越来越少。到十一二岁就几乎没有了，爸妈也从没给过我压岁钱。
这导致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没有爸妈需要给孩子压岁钱这回事的。直到上了大学，发现室友们依然领着压岁钱，最少的也有近千块，多的就有七八千了。而他们最大的压岁钱数量来源是自己的爸妈。
这几乎颠覆了我对于压岁钱的所有概念了。
爸妈也要给的吗？这么大了还有吗？真的可以收到那么多吗？她们一一给与肯定的回答。最后我还是不死心的问一句：那你们收到的一定交给家里了吧？
阿怒坚定的回答一句：“不呀，都自己留着花。”我‘嗵’的一声摔倒在床上，猛然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太久了。哪怕每年只有微薄的收入，还要被母亲拿走，带着笑容说一句：“妈给你存着，留着交学费。”
学费交给了我妈，她的确不想负众望。只是能教的有限，我认识的字很快就比她多。至于算数，每次她买完菜回来还要我给她算找的钱的对不对。
于是，她基本上放弃了教我文化知识，直接从生活入手——教我烧火做饭、喂羊喂鸡。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我不认识钟表，一下子如获至宝。
她立刻兴致勃勃的教我认识它，她指着距离我们五米远的钟，说：“可简单了，你看那个指针指在几那就是几点。”我也指着五米外的地方，问：“那个指针？”
她说：“不是，那个指针。”
我说：“噢！”拉了长长的调调，好像我真的懂了似的。
然后妈说她要睡会觉，让我十一点叫她起来做饭，十二点爸就回来了。我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一看母亲已经睡着了，钟表上某指针恰好指向十一。
我赶紧把她叫醒，焦急的催促道：“妈，妈，你快起来。到十一点了，该做饭了，我爸快回来了！”她瞬间从炕上弹起来了，一边擦嘴角的口水，一边穿鞋去做饭。
我再回头一看，那个指针又快指到十二了，我又大喊：“妈，你快点。马上就十二点了！”她终于有所醒悟，在外屋问：“这么快吗？”没等她走进里屋，我又自顾自的喊：“快，快，马上又一点了！”
她走进屋一看，十点半还没到……不论如何，我总算真的认识了钟表。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如此强悍的妈？为什么不是温柔的？为什么不可以像二林子的妈妈那样，柔声的跟二林子说：“多吃点，你这几天都瘦了。”
换成我妈，同样的事情，我妈的话语是：“吃，吃，吃，你那是吃猫食呢？就那几口就完了？”
说到二林子，必须要交代一下这个我生命中的重要角色——男闺蜜。我们从学前班开始认识，小学五年的同桌，中学三年的前后桌，高中三年的校友，哪怕后来不在一个城市，我们依然不曾断过联系。
我看着他幼时因为肚子疼哭了一脸的眼泪，他看着我感冒时鼻涕纸堆了一书桌；后来，我见证他情窦初开，帮他追心仪的女生。他也见证着我和我的初恋遇见到分开；后来上了大学，我学了影视编导，他学了土木工程。
虽然八竿子打不着，我还是可以帮他推荐一些高品质的爱情动作片。我想在未来，我们会参加彼此的婚礼，做彼此孩子的干爹干妈。我们还会是彼此最要好的异性朋友，至清至净，无关爱情。
每当别人问我和他认识多久，我都能很快回答。计算方法很简单，用我当时的年龄减去八就是了。
1999年，二林子和我一起，升入一年级。用那时的文字表达水平来形容，就是‘世界为我打开了一片知识的海洋’。
我在偶尔特殊的时刻，甚至能清晰的感受到有一些东西钻进了我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出来，我将拥有它终生的使用权。更为庆幸的是，那些东西还不是水或者铅。
班主任姓赵，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头发都花白了，满脸都是岁月的痕迹。他看起来和蔼可亲，有几分像我姥爷的态度。我紧张的看着他，终于忍耐不住，好似心里憋着一口毒血，不吐不快。
我没有举手，而是‘腾’的站起来，说：“老师，这个划拉的到底是啥啊？”话一出口，所有人都看着我，万众瞩目。
他想必看不清我手里举的本子，慢悠悠的从讲台上走下来，表情颇为严肃的拿到手里仔细端详着。我忽然看到他脸上所有的褶皱像被投了石子的湖面，漾起层层涟漪。
他笑了，抬眼看看我问：“你刚才说啥？划拉的？”我懵懂的点点头。他又笑了，拿着我的本子把个划拉的临摹到黑板上，笑着对大家说：“这个啊不是划拉的，这是一个字，念‘好’”。
说着把‘好’字的工整写法写在旁边。念好？原来它是个字！原来它是‘好’！亲爱的，你猜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