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胡闹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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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她在吃饭前把我打哭，怕我一边哭一边吃会呛着就让我到外面哭。我就坐在门槛上，好像真的很难过的哭。哭累了，歇一下。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又觉得很生气，继续用力的哭。
这个时候理我的只有一个人——我爷爷的母亲，我爸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太奶。
我记得她的样子的时候，她已经很老了。年齿全部掉光，戴着一副假牙。头发全部变白，稀疏，可以直接看到每一根头发的毛囊。她小时候裹过脚，走路很不稳当，所以身边总有一枝拐杖陪着。
有一次我好奇的想知道裹脚究竟是怎样的，她毫不迟疑的脱下鞋来，说：“你看？不就是这样吗？”我这才发现她的小脚趾和倒数第二个脚趾都被硬生生的压在脚底板下。
那得多疼啊？我只看了一眼，便扭过头去。用一个成语表达的话，最合适的应该是“惨不忍睹”或者“不忍直视”。好像后来她记性不好，总是忘了我看过她的小脚的。
一有兴致总会抓着我，跟我说：“你知道太奶的脚是怎么裹的吗？”我只会挣开她，四处乱跑，一边嚷着“知道！知道！”我是这样的顽皮，对日渐年迈的她总是表现的缺乏耐性。有时候，和她讲话，一遍听不清我是断然不会说第二遍的。
我这样的不服管教，她仍然愿意照看着我。她的眼睛日渐浑浊，她会叮嘱母亲给我穿红色的衣服，我穿黑色的衣服她已经难发现我了。我却仍不自知的一次次挣脱她的手，跑到自以为更美好的地方去，殊不知离开的才是天堂。
我好像从没有留意过她怀里的温度，总是在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哇哇大哭的时候，看见唯有她一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向我走来，我才想起她全部的好来。
想起她总会拿一个小手绢包着我最爱吃的虾米，见到我，得意洋洋的说到：“你看太奶给你拿什么来了？”她不大会说话，在我哭的时候，她就陪我坐在门槛上。隔一会说一句：“别哭啦！”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我的，亲爱的伙伴。
在我家，我的幼时伙伴除了太奶奶，只有弟弟了。爸爸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个弟弟就是我老叔，他的儿子洋洋便是我的弟弟。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出生的，好像第一次见他他就已经可以坐起来玩泥巴了。
我的老婶胖的很，这点遗传给了弟弟。他从小就生的粗壮，我想他更符合外省人想象的内蒙汉子的样子。我和弟弟关系很亲，我不过比他大三岁，所以大多时候我很愿意带着他玩儿。
但是，母亲好像并不喜欢他，总是看不惯他翻东翻西、毫无规矩的样子。何况在母亲的心里，总觉得是他抢了爷爷奶奶的宠爱。
对我而言呢，此事实在是不值一提。没有他的时候，我也并不曾记得爷爷奶奶对我好过。有了他，不过是对比了一下，对我依旧如往常——那么不咸不淡。
我和弟弟的待遇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爷爷从来没有送给我任何玩具，却会捉老鼠给弟弟玩。十几厘米的大老鼠，用线栓上，弟弟笑的欢，我也上前去逗逗。结果一不小心还被老鼠咬了一口。
记得姥爷唠嗑的时候说过，有一种很可怕的病叫‘鼠疫’，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跟老鼠有关。吓得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死，不敢跟母亲说这件事，总怕她怪到爷爷头上，引起家庭战争什么的。
幼小的我，只能独自承受对死亡的恐惧。不停地主意自己有没有鼻孔流血或者身体发黑之类的。那几天，总是泪眼汪汪的看着母亲，好像真的要诀别一样。结果，什么事也没有。从那以后，我见到老鼠总是莫名的生气。
关于爷爷，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和冰糖葫芦有关。
这个小山村没有商铺，唯一庆幸的就是偶尔会有推着自行车的流动摊贩光顾。我和弟弟正在玩，爷爷听见冰糖葫芦的叫卖声从屋子里跑出来，花一块钱买了两串冰糖葫芦。
我和弟弟赶紧跑过去围住他。爷爷说：“孙女，你先吃。”我愣愣的，竟有些感动了，咬了一颗，又咬了一颗，爷爷笑着看着我，说道：“好了，剩下的给弟弟吃吧。”然后毫不犹豫的把糖葫芦拿走，全然不顾我依旧愣在原地。
我好似模糊的看着他们的背影进了家门，飘忽着回到家。母亲问：“你爷给你买冰糖葫芦了吗？”我说：“恩。”她又问：“你吃了吗？”我说：“恩……两颗。”
母亲猛然抬起头，她看着快要哭出来的我，骂了一句脏话。然后跑出门叫住了已经走到山脚下的卖糖葫芦的，那么嘹亮的嗓音整个村子都听见了——她说：“卖糖葫芦的，拿十串！”
山脚下有一条铁轨，一辆小火车此时呼啸而过。我看见母亲的发丝迎风而起，像电视里的英雄。
我记得母亲拿了那么多糖葫芦，坐在炕上，一边骂一边让我吃。我不敢吭声，一颗一颗山楂如鲠在喉。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想吃冰糖葫芦了。
“冰糖葫芦”事件之后，我也不再跟母亲说任何爷爷奶奶对我不好的事了。奶奶时常在我面前说母亲不好，母亲也对奶奶的很多做法不满。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终结。
在中间左右为难的不止老爸，还有我。我不知道该不该选边站，事实上没有人关心过我内心的想法。他们只是认为我还什么都不懂，我需要他们来帮我明辨是非。
我在心里慢慢的贮存一件一件事儿，开始留心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法。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集聚，我希望洪水撞上堤坝，让一切喷涌而出。
遗憾的是，那时我会写的字实在有限。内容不是‘人、口、手、大、天、水、火’就能表达的。否则写出来，应该可以供有关人士研究某些课题，例如《儿童心理发展史》。
我相信我所掌握的资料随便拿出一点都是足以引发战争的，所以我尽量只字不提。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奶奶对母亲的辱骂就走开；实在受不了母亲对奶奶的不满也走开；受不了我和弟弟的不公平待遇，走开；受不了爸妈为此争吵，走开……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忙了起来。我又可以去姥姥家享受别样的生活了。
姥姥好久不见我，一见面总是要问“你妈和你奶吵架了吗？”“你爸和你妈打架了吗？”“你爷对你和你老弟谁好？”……诸如此类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有一次我没忍住，就跟她说奶奶总是说我妈的不好，可我并没有告诉我妈。她问：“你咋不说呢？”我反问道：“那他们不又要打架了吗？”从此，姥姥不再认为我一天只知道玩了。
我把她当成一个明事理的人才告诉她这样的秘密，然而不久之后她见到我妈便一字不漏的转告了。我登时感到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和难受。但我是不能和她发脾气的，我依旧暗暗规劝自己：如果是真的有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对任何人讲。
这一年我七岁，要准备上学了。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我们直接上学前班，而后就读一年级。报到那天，三姨夫带着我和凤姐一起过去。
每一个上学的孩子都要经过校长亲自过目，他是个很可爱的胖子。村子里的人之间都是认识的，他先和三姨夫寒暄了几句。然后问问凤姐，“你几岁？”凤姐说：“七岁。”他点点头，笑了一下。然后又拍拍我的头问道：“你几岁了？”我说：“七岁。”
他十分不信任的惊呼：“也七岁？长得太小了！像五岁，回家玩一年再来吧！”想想也是，我两一样大的年纪，比她矮了一头，谁能信呢？
于是就这样，我俩又回家玩了一年。凤姐够意思，纯粹是为了陪我，这让我至今对她仍有歉意。我们视彼此为生死之交，一起淘气，一起挨骂，一起出点幺蛾子什么的。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跟做饭有关。事情是这样的，三姨和三姨夫要上地里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龙哥哥去上学，做饭这件事自然落到凤姐的头上。
三姨出门之前说：“中午熬点粥，三碗米就够了。”当时我和凤姐正看电视，就“嗯嗯”的答应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准备做饭，突然踌躇起来。
三碗米？这么多人怎么够吃呢？
一定是三姨说错了。于是我们开始认真地计算起来，我要吃一碗，凤姐一碗，龙哥哥一碗半，三姨两碗半，三姨夫两碗半，经过紧张激烈的计算结果为：八碗半。
于是我们成竹在胸，去仓房里蒯米了。米放在一个大缸里，直径约为一米，高在一米二三左右。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没见过的可以回想一下课本里《司马光砸缸》的插图，就是那样的缸了。我们遇到了和司马光一样的难题，身高不够，怎么把米舀出来呢？
想了一会，我大义凛然的说：“我爬上去，你抓住我的腿，肯定能够得见！”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我费尽扒力的爬上去，她紧紧的抓住我的脚脖子生怕我掉下去。
缸里有个碗，我就一碗一碗的舀。由于头朝下，我感到脸都憋红了。汗一点点从脖子上渗出来。虽然疲惫，但幸不辱命，成功的准备了好大一盆米。
想必略懂厨艺的人已经可以才到结果。等三姨回来，掀开锅，好大一锅粥！足足装了三盆。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好像吃了好几天吧？好像也喂了猪一些。
哎，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记得有一次，她在吃饭前把我打哭，怕我一边哭一边吃会呛着就让我到外面哭。我就坐在门槛上，好像真的很难过的哭。哭累了，歇一下。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又觉得很生气，继续用力的哭。
这个时候理我的只有一个人——我爷爷的母亲，我爸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太奶。
我记得她的样子的时候，她已经很老了。年齿全部掉光，戴着一副假牙。头发全部变白，稀疏，可以直接看到每一根头发的毛囊。她小时候裹过脚，走路很不稳当，所以身边总有一枝拐杖陪着。
有一次我好奇的想知道裹脚究竟是怎样的，她毫不迟疑的脱下鞋来，说：“你看？不就是这样吗？”我这才发现她的小脚趾和倒数第二个脚趾都被硬生生的压在脚底板下。
那得多疼啊？我只看了一眼，便扭过头去。用一个成语表达的话，最合适的应该是“惨不忍睹”或者“不忍直视”。好像后来她记性不好，总是忘了我看过她的小脚的。
一有兴致总会抓着我，跟我说：“你知道太奶的脚是怎么裹的吗？”我只会挣开她，四处乱跑，一边嚷着“知道！知道！”我是这样的顽皮，对日渐年迈的她总是表现的缺乏耐性。有时候，和她讲话，一遍听不清我是断然不会说第二遍的。
我这样的不服管教，她仍然愿意照看着我。她的眼睛日渐浑浊，她会叮嘱母亲给我穿红色的衣服，我穿黑色的衣服她已经难发现我了。我却仍不自知的一次次挣脱她的手，跑到自以为更美好的地方去，殊不知离开的才是天堂。
我好像从没有留意过她怀里的温度，总是在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哇哇大哭的时候，看见唯有她一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向我走来，我才想起她全部的好来。
想起她总会拿一个小手绢包着我最爱吃的虾米，见到我，得意洋洋的说到：“你看太奶给你拿什么来了？”她不大会说话，在我哭的时候，她就陪我坐在门槛上。隔一会说一句：“别哭啦！”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我的，亲爱的伙伴。
在我家，我的幼时伙伴除了太奶奶，只有弟弟了。爸爸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个弟弟就是我老叔，他的儿子洋洋便是我的弟弟。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出生的，好像第一次见他他就已经可以坐起来玩泥巴了。
我的老婶胖的很，这点遗传给了弟弟。他从小就生的粗壮，我想他更符合外省人想象的内蒙汉子的样子。我和弟弟关系很亲，我不过比他大三岁，所以大多时候我很愿意带着他玩儿。
但是，母亲好像并不喜欢他，总是看不惯他翻东翻西、毫无规矩的样子。何况在母亲的心里，总觉得是他抢了爷爷奶奶的宠爱。
对我而言呢，此事实在是不值一提。没有他的时候，我也并不曾记得爷爷奶奶对我好过。有了他，不过是对比了一下，对我依旧如往常——那么不咸不淡。
我和弟弟的待遇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爷爷从来没有送给我任何玩具，却会捉老鼠给弟弟玩。十几厘米的大老鼠，用线栓上，弟弟笑的欢，我也上前去逗逗。结果一不小心还被老鼠咬了一口。
记得姥爷唠嗑的时候说过，有一种很可怕的病叫‘鼠疫’，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跟老鼠有关。吓得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死，不敢跟母亲说这件事，总怕她怪到爷爷头上，引起家庭战争什么的。
幼小的我，只能独自承受对死亡的恐惧。不停地主意自己有没有鼻孔流血或者身体发黑之类的。那几天，总是泪眼汪汪的看着母亲，好像真的要诀别一样。结果，什么事也没有。从那以后，我见到老鼠总是莫名的生气。
关于爷爷，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和冰糖葫芦有关。
这个小山村没有商铺，唯一庆幸的就是偶尔会有推着自行车的流动摊贩光顾。我和弟弟正在玩，爷爷听见冰糖葫芦的叫卖声从屋子里跑出来，花一块钱买了两串冰糖葫芦。
我和弟弟赶紧跑过去围住他。爷爷说：“孙女，你先吃。”我愣愣的，竟有些感动了，咬了一颗，又咬了一颗，爷爷笑着看着我，说道：“好了，剩下的给弟弟吃吧。”然后毫不犹豫的把糖葫芦拿走，全然不顾我依旧愣在原地。
我好似模糊的看着他们的背影进了家门，飘忽着回到家。母亲问：“你爷给你买冰糖葫芦了吗？”我说：“恩。”她又问：“你吃了吗？”我说：“恩……两颗。”
母亲猛然抬起头，她看着快要哭出来的我，骂了一句脏话。然后跑出门叫住了已经走到山脚下的卖糖葫芦的，那么嘹亮的嗓音整个村子都听见了——她说：“卖糖葫芦的，拿十串！”
山脚下有一条铁轨，一辆小火车此时呼啸而过。我看见母亲的发丝迎风而起，像电视里的英雄。
我记得母亲拿了那么多糖葫芦，坐在炕上，一边骂一边让我吃。我不敢吭声，一颗一颗山楂如鲠在喉。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想吃冰糖葫芦了。
“冰糖葫芦”事件之后，我也不再跟母亲说任何爷爷奶奶对我不好的事了。奶奶时常在我面前说母亲不好，母亲也对奶奶的很多做法不满。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终结。
在中间左右为难的不止老爸，还有我。我不知道该不该选边站，事实上没有人关心过我内心的想法。他们只是认为我还什么都不懂，我需要他们来帮我明辨是非。
我在心里慢慢的贮存一件一件事儿，开始留心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法。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集聚，我希望洪水撞上堤坝，让一切喷涌而出。
遗憾的是，那时我会写的字实在有限。内容不是‘人、口、手、大、天、水、火’就能表达的。否则写出来，应该可以供有关人士研究某些课题，例如《儿童心理发展史》。
我相信我所掌握的资料随便拿出一点都是足以引发战争的，所以我尽量只字不提。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奶奶对母亲的辱骂就走开；实在受不了母亲对奶奶的不满也走开；受不了我和弟弟的不公平待遇，走开；受不了爸妈为此争吵，走开……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忙了起来。我又可以去姥姥家享受别样的生活了。
姥姥好久不见我，一见面总是要问“你妈和你奶吵架了吗？”“你爸和你妈打架了吗？”“你爷对你和你老弟谁好？”……诸如此类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有一次我没忍住，就跟她说奶奶总是说我妈的不好，可我并没有告诉我妈。她问：“你咋不说呢？”我反问道：“那他们不又要打架了吗？”从此，姥姥不再认为我一天只知道玩了。
我把她当成一个明事理的人才告诉她这样的秘密，然而不久之后她见到我妈便一字不漏的转告了。我登时感到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和难受。但我是不能和她发脾气的，我依旧暗暗规劝自己：如果是真的有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对任何人讲。
这一年我七岁，要准备上学了。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我们直接上学前班，而后就读一年级。报到那天，三姨夫带着我和凤姐一起过去。
每一个上学的孩子都要经过校长亲自过目，他是个很可爱的胖子。村子里的人之间都是认识的，他先和三姨夫寒暄了几句。然后问问凤姐，“你几岁？”凤姐说：“七岁。”他点点头，笑了一下。然后又拍拍我的头问道：“你几岁了？”我说：“七岁。”
他十分不信任的惊呼：“也七岁？长得太小了！像五岁，回家玩一年再来吧！”想想也是，我两一样大的年纪，比她矮了一头，谁能信呢？
于是就这样，我俩又回家玩了一年。凤姐够意思，纯粹是为了陪我，这让我至今对她仍有歉意。我们视彼此为生死之交，一起淘气，一起挨骂，一起出点幺蛾子什么的。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跟做饭有关。事情是这样的，三姨和三姨夫要上地里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龙哥哥去上学，做饭这件事自然落到凤姐的头上。
三姨出门之前说：“中午熬点粥，三碗米就够了。”当时我和凤姐正看电视，就“嗯嗯”的答应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准备做饭，突然踌躇起来。
三碗米？这么多人怎么够吃呢？
一定是三姨说错了。于是我们开始认真地计算起来，我要吃一碗，凤姐一碗，龙哥哥一碗半，三姨两碗半，三姨夫两碗半，经过紧张激烈的计算结果为：八碗半。
于是我们成竹在胸，去仓房里蒯米了。米放在一个大缸里，直径约为一米，高在一米二三左右。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没见过的可以回想一下课本里《司马光砸缸》的插图，就是那样的缸了。我们遇到了和司马光一样的难题，身高不够，怎么把米舀出来呢？
想了一会，我大义凛然的说：“我爬上去，你抓住我的腿，肯定能够得见！”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我费尽扒力的爬上去，她紧紧的抓住我的脚脖子生怕我掉下去。
缸里有个碗，我就一碗一碗的舀。由于头朝下，我感到脸都憋红了。汗一点点从脖子上渗出来。虽然疲惫，但幸不辱命，成功的准备了好大一盆米。
想必略懂厨艺的人已经可以才到结果。等三姨回来，掀开锅，好大一锅粥！足足装了三盆。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好像吃了好几天吧？好像也喂了猪一些。
哎，我们真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