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腰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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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峻岭明白这样下去他将找不到工作，便给纪先生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让他先一天下午去看报纸清样上的广告，在时间上抢个先手。他说：“你没事来玩嘛，有什么顺便看也看了。”
这样许峻岭还是碰了几次钉子。有次看到多伦多西北角一家塑料厂招人的广告，第二天清早就赶去，下地铁转了公共汽车，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已经有一大群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挤在那个小窗口。
许峻岭心想又完了，站在边上犹豫了一会儿，又不断有人到来往里面挤。这些人的勇气鼓励了他，便不再犹豫，也侧了身子往里面挤。有人领了表出来填，又有人填了表挤去交。
几乎挤出油来，他总算领到一张表。他不再出去，让到一边贴着玻璃把表填了。靠着墙直直地站了一个多小时，里面白人女秘书叫马正飞的名字，许峻岭没反应过来，又叫一声，就叫了下一个名字。
他突然醒悟了，拍着玻璃指了自己和鼻子，就让他进去了。秘书小姐只跟许峻岭说了几句话，把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许可证复印了，告诉他晚上十一点钟来上班，今天第一天，提前十五分钟来。
许峻岭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谢过了她，从后门出来，再转过去看前面，来了一大群中国人，有几个女孩子挤在中国“哇哇”地叫，却不肯出来。
许峻岭想着要是今天看了报纸再来，又没有戏了，暗自庆幸，一会儿挤在窗口的几个人说：“满了，满了！”
要后面的人不要再挤，却不肯出来。里面几个黑人挤出来，嘴里一边骂着。马上又有人补进去，嘴里却说着：“没生意，还挤什么！”后面的人说：“没生意，你出来！”过了好久发现的确没希望了，后面的人才慢慢散开，站在旁边等着。
许峻岭踮了脚朝中间望去，玻璃小门已经放下，几个中国人趴在台子上，不停地拍玻璃窗。里面女秘书理也不理，低头清理表格。偶尔抬一下头，几双手就一起用力拍玻璃窗。
女秘书走到窗前示意要他们别敲，却敲得更响。有人指了自己的鼻子，有人拍着胸，还有个人抱了拳点头哈腰作揖。女秘书坐回去，作揖的那个人骂：“操不死的烂x！”
许峻岭笑起来，笑了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在后面说：“算了，算了。”没人理他。他又说：“算了，丢脸呢，都知道是从中国来的。”
几张脸一起转过来气势汹汹望着许峻岭。一个说：“什么脸不脸，要捞饭吃！”另一个说：“要难受等我们领了表再难受还不迟，表现在还没领到呢。”许峻岭说：“哥们儿，我难受还是谁难受！”
还想多说几句，证明工作自己已经得了，转念一想，干什么呢！转身走了。走进车间，机器轰轰地响成一片。一股很强烈的塑料味呛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本能地用手捂了鼻子。
新来的工人围成一圈，听印度工头分配工作。工头点他的名时，眼神有点奇怪，他马上意识到不该这样捂着鼻子，就装着是擦脸，把手从鼻子上移开去，满脸地擦了几下。
塑料味儿又冲到鼻子里来，他想：“哪里就会中毒死了，有法律保护呢。”就放开了去呼吸。
工头把许峻岭领到机器上去，交给一个很胖的黑人妇女，让他接她的班。她稍微给许峻岭示范了一下，下班铃响了，她就急急地走了。这台注塑机有十多米长，一个人操作，有管道自动添料，机器一进一退不断地吐出成品。
他的任务就是把成品拿起来放好。机器每次掉下十个塑料小圆筒，他把不合格的清出来，合格的装到一个大纸箱里。工作非常简单，但许峻岭干了半天就觉得这种单调难以忍受，每四十秒就要把动作重复一遍。中间休息十五分钟，机器不停，有人接替他工作。他伸直腰，才发现腰弯了这几个小时，像被谁砍了一刀，里面断了似的。
到休息室他把带来的面包就着牛奶咽了，把苹果在裤子上擦擦吃下去。对面一个印度人把带的饭塞在微波炉里热了，打开是咖喱米饭和一只鸡腿，咖喱味飘过来，很难闻的。
看着十五分钟快到了，去了厕所又去工作。那个人指着手表对许峻岭说："twominutesmore。（超过了两分钟）”许峻岭看他剩下一大堆塑料小圆筒在机器下的盒子里没捡出来，指了说：“youlefttoomuch！（剩下太多了）”他不理许峻岭，又去接替另一个人的工作。
许峻岭对着他的背影骂一句：“太王八蛋了！”弯了腰加快动作。下半夜更加漫长，手表的指针移动特别慢。好不容易从窗口看到天有了一点亮色，就觉得有了希望。
许峻岭不停地看手表指针一点点移动，每过去一分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鼻子已经不那么灵敏，再也闻不出什么，头却分外地沉重起来。他在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鼓励自己。
他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一个动作做到底的工作，才知道这种单调多么难以忍受。看着天色一点一点亮透，下班铃终于响了，接班的人在这一瞬间出现。
外面空气新鲜，夏天的朝阳向大地散播着温热。在这市郊看不见几个行人，四周显得空旷，远处的街道上有汽车来来往往，使田园般的静穆中透出一点繁忙。
对这一切许峻岭无法摆脱那种陌生的感觉。这种陌生感提醒着自己，三年了他仍是一个异乡的游子，是社会生活的局外人。上了公共汽车没有座位。许峻岭拉着扶手昏昏欲睡，旁边坐的是一个中年白人，过了一站又一站他老不下车，许峻岭简直有点恨了起来，后悔不该选在他旁边站了。似乎有了点动静。他睁了眼，那人已经准备下车，一个黑人已经插进来占了位子，目无表情地望着窗外。
车开了五十分钟进了地铁站，因为是起点站倒有座位，可又没了睡意。那些上学去的中学生少男少女搂在一起亲嘴嬉笑，旁若无人。姑娘们个个是美女，满脸的稚气。许峻岭觉得这些少年们的福气未免太大了点，可也明白这些事离自己非常遥远。
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把电话线拔了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腰像断了似的里面酸疼，脑子里丫丫叉叉像布满了小钢针，一刺一刺的，眼角也像结了洗也洗不去的灰垢。
想着晚上还要上班，心里越急就越睡不着，到了中午干脆起来去外面游走。游走了回来拼命喝了几口牛奶，又后悔喝这么多一会儿又要解手了。躺在床上老想着解手的事。
一会儿就起来去了水房，一下午倒去了十来次。好容易睡了又睡得不踏实，怕过了上班时间。
突然一惊而起，看着天还亮着，才七点多钟。许峻岭不敢再睡，起来做饭吃了，剩下一半用盒子装了带到工厂去吃。
九点多出门的时候他把腰伸缩几下，里面扭伤了似的还疼着，头也昏昏沉沉，这一夜可怎么熬得过去。想到这份工作来得太不容易，在心里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果然有了几分豪迈之气，大步迈下台阶。
这样硬挺着坚持了两三个星期，睡眠调整过来了，腰也不疼了，塑料味儿也不再那么难闻。两个星期的时候，领到了第一张支票，心中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只是时间却分外地难熬了。
每天刚上班他就开始计算时间，心里紧绷着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每过去一小时，那发条就松一点，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
下班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最困难的时刻，他已经被单调的动作折磨得焦躁不宁，只好装着对心中的焦躁麻木不仁，做着深呼吸压下去。许峻岭经常用右手的食指在手表的表面顺时间方向虚画着圈儿，催促老人似的指针快走。
许峻岭明白这样下去他将找不到工作，便给纪先生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让他先一天下午去看报纸清样上的广告，在时间上抢个先手。他说：“你没事来玩嘛，有什么顺便看也看了。”
这样许峻岭还是碰了几次钉子。有次看到多伦多西北角一家塑料厂招人的广告，第二天清早就赶去，下地铁转了公共汽车，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已经有一大群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挤在那个小窗口。
许峻岭心想又完了，站在边上犹豫了一会儿，又不断有人到来往里面挤。这些人的勇气鼓励了他，便不再犹豫，也侧了身子往里面挤。有人领了表出来填，又有人填了表挤去交。
几乎挤出油来，他总算领到一张表。他不再出去，让到一边贴着玻璃把表填了。靠着墙直直地站了一个多小时，里面白人女秘书叫马正飞的名字，许峻岭没反应过来，又叫一声，就叫了下一个名字。
他突然醒悟了，拍着玻璃指了自己和鼻子，就让他进去了。秘书小姐只跟许峻岭说了几句话，把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许可证复印了，告诉他晚上十一点钟来上班，今天第一天，提前十五分钟来。
许峻岭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谢过了她，从后门出来，再转过去看前面，来了一大群中国人，有几个女孩子挤在中国“哇哇”地叫，却不肯出来。
许峻岭想着要是今天看了报纸再来，又没有戏了，暗自庆幸，一会儿挤在窗口的几个人说：“满了，满了！”
要后面的人不要再挤，却不肯出来。里面几个黑人挤出来，嘴里一边骂着。马上又有人补进去，嘴里却说着：“没生意，还挤什么！”后面的人说：“没生意，你出来！”过了好久发现的确没希望了，后面的人才慢慢散开，站在旁边等着。
许峻岭踮了脚朝中间望去，玻璃小门已经放下，几个中国人趴在台子上，不停地拍玻璃窗。里面女秘书理也不理，低头清理表格。偶尔抬一下头，几双手就一起用力拍玻璃窗。
女秘书走到窗前示意要他们别敲，却敲得更响。有人指了自己的鼻子，有人拍着胸，还有个人抱了拳点头哈腰作揖。女秘书坐回去，作揖的那个人骂：“操不死的烂x！”
许峻岭笑起来，笑了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在后面说：“算了，算了。”没人理他。他又说：“算了，丢脸呢，都知道是从中国来的。”
几张脸一起转过来气势汹汹望着许峻岭。一个说：“什么脸不脸，要捞饭吃！”另一个说：“要难受等我们领了表再难受还不迟，表现在还没领到呢。”许峻岭说：“哥们儿，我难受还是谁难受！”
还想多说几句，证明工作自己已经得了，转念一想，干什么呢！转身走了。走进车间，机器轰轰地响成一片。一股很强烈的塑料味呛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本能地用手捂了鼻子。
新来的工人围成一圈，听印度工头分配工作。工头点他的名时，眼神有点奇怪，他马上意识到不该这样捂着鼻子，就装着是擦脸，把手从鼻子上移开去，满脸地擦了几下。
塑料味儿又冲到鼻子里来，他想：“哪里就会中毒死了，有法律保护呢。”就放开了去呼吸。
工头把许峻岭领到机器上去，交给一个很胖的黑人妇女，让他接她的班。她稍微给许峻岭示范了一下，下班铃响了，她就急急地走了。这台注塑机有十多米长，一个人操作，有管道自动添料，机器一进一退不断地吐出成品。
他的任务就是把成品拿起来放好。机器每次掉下十个塑料小圆筒，他把不合格的清出来，合格的装到一个大纸箱里。工作非常简单，但许峻岭干了半天就觉得这种单调难以忍受，每四十秒就要把动作重复一遍。中间休息十五分钟，机器不停，有人接替他工作。他伸直腰，才发现腰弯了这几个小时，像被谁砍了一刀，里面断了似的。
到休息室他把带来的面包就着牛奶咽了，把苹果在裤子上擦擦吃下去。对面一个印度人把带的饭塞在微波炉里热了，打开是咖喱米饭和一只鸡腿，咖喱味飘过来，很难闻的。
看着十五分钟快到了，去了厕所又去工作。那个人指着手表对许峻岭说："twominutesmore。（超过了两分钟）”许峻岭看他剩下一大堆塑料小圆筒在机器下的盒子里没捡出来，指了说：“youlefttoomuch！（剩下太多了）”他不理许峻岭，又去接替另一个人的工作。
许峻岭对着他的背影骂一句：“太王八蛋了！”弯了腰加快动作。下半夜更加漫长，手表的指针移动特别慢。好不容易从窗口看到天有了一点亮色，就觉得有了希望。
许峻岭不停地看手表指针一点点移动，每过去一分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鼻子已经不那么灵敏，再也闻不出什么，头却分外地沉重起来。他在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鼓励自己。
他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一个动作做到底的工作，才知道这种单调多么难以忍受。看着天色一点一点亮透，下班铃终于响了，接班的人在这一瞬间出现。
外面空气新鲜，夏天的朝阳向大地散播着温热。在这市郊看不见几个行人，四周显得空旷，远处的街道上有汽车来来往往，使田园般的静穆中透出一点繁忙。
对这一切许峻岭无法摆脱那种陌生的感觉。这种陌生感提醒着自己，三年了他仍是一个异乡的游子，是社会生活的局外人。上了公共汽车没有座位。许峻岭拉着扶手昏昏欲睡，旁边坐的是一个中年白人，过了一站又一站他老不下车，许峻岭简直有点恨了起来，后悔不该选在他旁边站了。似乎有了点动静。他睁了眼，那人已经准备下车，一个黑人已经插进来占了位子，目无表情地望着窗外。
车开了五十分钟进了地铁站，因为是起点站倒有座位，可又没了睡意。那些上学去的中学生少男少女搂在一起亲嘴嬉笑，旁若无人。姑娘们个个是美女，满脸的稚气。许峻岭觉得这些少年们的福气未免太大了点，可也明白这些事离自己非常遥远。
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把电话线拔了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腰像断了似的里面酸疼，脑子里丫丫叉叉像布满了小钢针，一刺一刺的，眼角也像结了洗也洗不去的灰垢。
想着晚上还要上班，心里越急就越睡不着，到了中午干脆起来去外面游走。游走了回来拼命喝了几口牛奶，又后悔喝这么多一会儿又要解手了。躺在床上老想着解手的事。
一会儿就起来去了水房，一下午倒去了十来次。好容易睡了又睡得不踏实，怕过了上班时间。
突然一惊而起，看着天还亮着，才七点多钟。许峻岭不敢再睡，起来做饭吃了，剩下一半用盒子装了带到工厂去吃。
九点多出门的时候他把腰伸缩几下，里面扭伤了似的还疼着，头也昏昏沉沉，这一夜可怎么熬得过去。想到这份工作来得太不容易，在心里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果然有了几分豪迈之气，大步迈下台阶。
这样硬挺着坚持了两三个星期，睡眠调整过来了，腰也不疼了，塑料味儿也不再那么难闻。两个星期的时候，领到了第一张支票，心中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只是时间却分外地难熬了。
每天刚上班他就开始计算时间，心里紧绷着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每过去一小时，那发条就松一点，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
下班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最困难的时刻，他已经被单调的动作折磨得焦躁不宁，只好装着对心中的焦躁麻木不仁，做着深呼吸压下去。许峻岭经常用右手的食指在手表的表面顺时间方向虚画着圈儿，催促老人似的指针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