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曾年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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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和一位同龄的朋友聊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看客，我们的足迹在这个时代里没有遗留任何痕迹，就这样匆匆走完很平常的人生。我对她的话基本同意，尤其对“看客”的提法觉得十分准确，而且发挥的认为，我们正是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看到了时代各个时期精彩的变异，用我们的童年纯真，青春热情，中年成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演变，以至于在接近老年的闲暇里有了一些可以回味的文字，甚至还感到似乎有一种使命，如果不把过去支离破碎的记忆捡起来，就对不住自己依托的那一段历史，不把“看客”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下来，一段完整的历史也许就会留下一些空白，也许史书的雄壮就是这些小小的回忆充实着光泽呢！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倚老卖老呢？还有点像我们的父辈“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了。
随着我的视线再看看走过来的路，留点现代人不知道的过去时代好奇的事，就是我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怀旧文字的初衷。
（一）庭院、井、二叔
我童年的时候，历史已经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进入了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因我正是“祖国蓓蕾”的年龄，再困难，国家也在呵护祖国的花朵，父母也要疼爱幼小的孩子，因此我是在长大以后才从课本里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艰辛。
我的家20多年来就在昆明的翠湖边迁移，这使我对翠湖四周的人文地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在翠湖东面的北门街一个拥挤的小院落，就在我家的对面曾经是李公仆先生创建的北门书屋，附近有一条坡路叫“大兴坡”就是李先生殉难处。北门街的另一端则是民国云南省长唐继尧旧居。
后来我随母亲搬到继父家，继父家在翠湖东南面的“尽忠寺坡”那是父亲祖上遗留的私房，颇有些“最后贵族”的味道，一幢三层楼的院落，坐南朝北是正厅房；院子正厅房里住着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二叔，一个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有姑妈一家。左厢房住着保姆王大嫫，是一位跟随父亲家多年的佣人，我觉得得她已经是管家的资格了。右侧是门厅，有一照壁；北面是高高的山墙，山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到开花的季节就盛开了一串串三瓣叶子的玫瑰色的叶子花，洒落在地上的花常常被我们捡起来用线穿了戴在头上，那时一定就要载歌载舞了，还要故意把花裙子旋转的飘起来，把一头黑黑的松软的发梢也旋转的飘洒起来，投入的去模仿故事里听到的仙女。
在山墙的墙脚有一口井，井的四周用粉红色的砂石铺就是为了防滑，砂石之外是碎石子，在碎石子的缝隙中央长满了绿色的青苔，这种绿在以后的岁月里已经越来越难觅到踪迹了。那口井的水很甜，很凉，我很喜欢在井旁打水玩，把栓着长线的桶倒扣着扔下去－－“扑通”！桶在水里只装了半桶水，赶快左一下，右一下抖动绳索，在摇晃中，桶下沉，盛满了水，然后再左一把，右一把，把绳索收完，一桶水就提上来了。
在我5、6岁时，公私合营了，国家没收了私房，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我们居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地藏”寺庙改造的，大殿和前厅隔成两层，每层房间的高度还有4米多，左右两排厢房，同院住了9家人。院子里有四个花坛，在“大殿”前面两个花坛方方两米，右边种了桃树，左边种了银杏树，前厅前面的花坛小一点，方方一米，分别种了苹果树和棕榈树。
最奇特的是改造成右厢房的厨房里居然有俄国壁炉！原来是到云大讲学的苏联专家留下的“文物”左厢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口枯井，被填得只剩高出地面的一节井围了。但是这口井却在我小时候读的民间故事里有记载，原来是张三丰在此处压住了一个妖精！我记得小时候当在书里居然看见我居住的“地藏寺”三个字时，我简直惊呆了！而且院子的左厢房角落果然有井！当时的惊喜使我如醉如痴，分不清传说和现实了。
后来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我们家又搬到翠湖的东面，也是一个四合院，却比“地藏寺”小，也有四个更小的花坛，却住了10户人家，且是清一色的“同一系”的老师。
我的二叔是一个终身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是一个典型的“遗老”肚子里的典故民俗不少，，他的昆明口音极重“学院”叫“学旺”；“盒子”叫“豪豪”；“哥哥”叫“高高”；“飞机”叫“分机”最为严重的则是把年轻的服务员称为“小姐”！要知道那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一概称呼都是“同志”“小姐”绝对是资产阶级的称呼！而且这样称呼非口音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为此，我的父母常常严肃的提醒二叔改口，而他总也改不了，我那时觉得他的“习惯”称谓很有趣。
国家没收私房后，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二叔仍然留在老宅，但是身份从“老爷”变成了房客，每月需要支付房租，保姆王大嫫也回乡下去了，洗衣做饭得自己解决。
二叔老忘不掉翠湖西面有个西仓坡，坡的东端是他和我父亲小时候的旧居。坡的西段是闻一多先生被枪杀的地方，据父亲回忆，那天的罪恶枪声他是听到了。西仓坡和甫甬道成“丁”字形道路交叉“丁”字的一横“丁”字弯钩的地方有一个茶馆，那是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聚会的地方，那个茶馆一直保留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翠湖的北面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大学。
沿着翠湖的西堤岸走过去就是民国时候的陆军讲武堂，二叔告诉我：翠湖一带的旧名字叫“洗马河”就是军队洗马的地方。翠湖南边有一个“劝业场”是专门买卖旧货的地方。翠湖的东面有个“逼死坡”坡头是明朝永历皇帝殉国的地方（现在已经有块碑了），而二叔对“逼死”的解释则是说，当年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时，猖狂地低空盘旋，在坡的中央扫射死了一群躲避不及的老百姓。坡脚有一宅院，朱德委员长曾在这里居住过。
由于有个三面环水的八角亭在翠湖中央，因此。翠湖也叫“海心亭”
（二）游戏、校园、革命
二三十米长的地藏寺巷里有14个院落，只有6号和7号院子是云大的教职工宿舍。而真正的“地藏寺”原址就是7号大院。地藏寺巷坐落在文林街，据说，这是取了“文人如林”的含义。在地藏寺巷的斜对面，有一条坡路通向翠湖，这条坡路叫“先生坡”是因为曾经住过誊写卷子和做考务工作的“先生”们而得名。顺着文林街往东走就到了云大右侧的“贡院坡”（贡院是旧时各州县考生云集的地方），下坡左拐就是云大的正门，再顺云大正门东走，就到了“青云街”这整个大道路含义就是“平步青云上贡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上了贡院平步青云。”
在如此文化浓厚的地带，我完成了我一生中最系统、最连贯、最长期的学校教育，而这段教育仅是小学水平！只有5年！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因闹革命而停课了，整整三年，在人生的游戏中，在孩子的游戏中，在我印象最深的地藏寺巷7号居所渡过了我的少年阶段。
除了住房外，我们的院子有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院子里9户人家，每家2－3个孩子，这个简洁的家庭结构在当时是少有的。偌大个院子只是10来个孩子玩耍，环境显得宽松多了。要“跳房子”地面方方50公分的石块就是现成的，不再需要画线条。厅房是寺庙改造，沿正厅还有木栏。二楼挑出了廊橼，恰好遮住一楼厅前3－4米的走道，即使下雨，也可以在廊橼下继续游戏。要跳“橡皮筋，在前后花坛的两株树上栓上橡皮筋，即使一个人也可以自得其乐。要玩“躲猫猫”带点“鬼气”的地藏寺恰好有许多躲藏之处。要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门厅就可以演出。同院的孩子不够游戏人数还邀约6号院的小朋友一起来玩。真是“宽广庭院，大有玩场！”
居住四合院各家的隐私会缩小到最小范围。我们的房子是砖木结构，木板隔音很差，稍微大的响声自然会“家喻户晓”我们同吃一缸水，全院只有一个水龙头，由于院子的地势高，白天还经常没有水，幸好水龙头下有原先寺庙留下的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大水缸，于是，每天晚上就放水积蓄，第二天，洗衣的，洗菜的都集中在水缸周围，各家的“衣食”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厕所在院子的东北角，不分男女，谁进去先吼一声“格有人？”然后进去插门自便。
云大的校园则是我们一群孩子的花园，在云大标识性的建筑物－－大水塔的下面有一片草地，四周是整齐的灌木从，贴在地上的是一圈兰草，围住了里面盛开的各种鲜花，我们常常偷偷去摘花。有一天刚摘了花就开始下大雨，我们被淋个透心凉，回来生病了，心里突然感到了惶恐，从此摘花行为才收敛了一些。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当时为了防止美帝侵略而挖的防空战壕和防空洞，因战事迟迟不发生，下雨天就积满了水，水里居然长出了小蝌蚪，这些甩着小尾巴，有黑黑大大圆脑袋的小家伙常常使我们乐不思归。最令人愉快的还是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们拎着小凳子就往云大跑，到了门口早有一大群孩子围在那里，眼巴巴的看着进门那些高高的石阶，而我们那时就最得意了，大声叫着：“我们是（云大）家属。”人群让出一条路，我们鱼贯而入，上了石阶回头望望门口的孩子们，总是优越感就翘尾巴了。
革命来了，我们突然也有了莫名的冲动，少年本能的逆反心理和创新的跃跃欲试驱使我们在地藏寺巷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条具有封建色彩的巷名取缔！改为“红旗巷”居委会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为，把我们请到会议室，要我们继续再对其他巷名提出更改方案，我们又建议：把“先生坡”改为“学生坡”理由是“先生”有封建残余思想，而“学生”是新思想的代表，要“破旧立新，灭资兴无。”云大的墙壁上、报栏上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操场上再也看不到大学生们跳集体舞的情景，而是一堆一堆的人在围着进行大辩论。高音喇叭里放着国际歌，那是“炮兵团司令部”的部歌，后来我们又听到歌唱麦贤得，那是“八。二三司令部”的部歌。就在云大后门马路的对面有云南民族学院，它基本和云大一鼻孔出气，它的后侧面就是陈圆圆的半月牙儿的莲花池，莲花池侧面是“八。二三”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正是“炮兵团”的死对头！后来“革命”形势逐步恶化，响起了枪声，要是我们听到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那就是“八。二三”来袭击了，要是听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就是“炮兵团”的大本营转危为安了。我会唱的许多老歌就是那时天天听高音喇叭，记得滚瓜烂熟的。
停课的三年过去了，革命还没有到头“复课”依然是“闹革命”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也要学农，还要学军。”在可怜的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中，我断断续续的学到了各个学科里面的“辩证法”真正各学科的知识却掌握得很少。以至于我一生羞惭，竟然只能到云大看看露天电影而不能“平步青云上贡院。”
后来，我常常忿忿的想：阿q革命，是因为赵太爷不让他姓赵，小尼姑不让他摸脸，吴妈不与他困觉，而我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原来那场“文化大革命”是“革”了我的“文化”命了！ （三）黑崽子、嘎啦姐姐、老嘟
历史的长河静静的流着，流着，而肤浅和愚昧却使我们在改变了正常生活规律的不正常的变故里热血沸腾，当全体人民都穿上了军装，扎上皮带，戴上军帽的时候，我以为我终于迎来了红旗飘飘革命回忆录里曾经描述的战争年月；当我看到父亲伏案用一块钢板垫着，握着一支铁针笔，在一张张蜡纸上刻出“战斗报”时，我以为我看见红岩中成刚的身影，以为那些满天飞舞的小报都是挺进报；当我看到，老师们把那张刻好的蜡纸用尺子包裹了两端，一端用图钉钉在桌子上，另一端用大夹子夹住当做手柄，然后用饱沾油墨的滚筒在蜡纸上一滚、一掀蜡纸，一张散发着油墨味的新鲜小报就出炉了了，我的配合工作就是拿掉这张小报，然后老师的蜡纸再放下、再滚滚筒、再掀起蜡纸每当看到这种极简易的“印刷机”印刷出的小报，我都会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智慧深深感动。最快感、最自豪的事就是到街上，在人群较多的地方出其不意的散发传传单，看着人民群众争抢飘飘洒洒的传单情景，我觉得我快成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了；在公共汽车上高声的朗读毛主席语录；在公园或街上临时围起圈子，跳一些以挥手和跺脚为主要动作的歌舞，我觉得我真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红小兵战士了！我们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挑剔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用批判的行动要砸碎不知怎么就对它有了深仇大恨的“旧世界”
无知在莫名的躁动，野蛮伴随愚昧而来。当我“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又不知道“鸿鹄”从哪里来又将飞到哪里去时，我的沸腾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纯真的孩子的心灵也同时遭到了的严重的，令人丧失自尊的伤害！
一天，二叔哭丧着脸来了，说“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祖传的字画被拿走了，两把檀香木的“太师椅”充公了，一副“化学”麻将（即质地很好的石头制品）也被扫了“四旧”了！还有家里珍藏的玉石珠宝首饰也被没收了！父亲安慰他：“算了，那些都是‘四旧’，拿走就拿走吧。只是你以后不要再说以前的陈词滥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因为解放前用过使女被革命小将揪出来了！再往后，父亲又因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被揪出来了！闹了半天，原来我们一家是“革命”的对象！原来“红卫兵”姐姐和哥哥们不准我做“红小兵”！我的革命斗志从此低落了，身份沦为了“黑崽子”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小伙伴们不再和我玩，有一次其他班的同学要抓我去“斗”我大哭，后来，出来几位老师和一些同学劝阻才得于幸免。以后得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这种恐怖的、野蛮的、愚昧的、人为的斗争和摧残、杀害了多少善良软弱的生命！使人性的尊严突破了耻辱的底线！
然而，在这种糊涂的局势中却不失清醒之人。
我的隔壁邻居一家四口，父母是外语系教师，大女儿叫“嘎啦”小女儿叫“老嘟”姐妹俩的小名怪怪的，据说那是因为父母是在和苏联专家共事的时候给出生的女儿起的名，我们院子里的苏式壁炉就在她们家的厨房里。我们太年轻，精力太充沛，革命以外的时间里还有许多闲暇，于是就大玩各种游戏，还养猫、养鸡。
“老嘟”比我大一岁“嘎啦”姐姐已经是师院附中高三的学生了。在各种游戏和经常的聊天中，老嘟总是会有比我们高明的主意和见识，而经常追寻这些明智点子或有趣话题的源头时，老嘟就很自豪的说到嘎啦姐姐，着实让我这个独生子女羡慕仰慕不已。嘎啦姐姐和老嘟直至革啊命结束也没有参加过”红卫兵“组织。每天她们姐妹俩的生活规律极强，停课那会儿，我和老嘟每天早上练毛笔字，嘎啦姐姐在里屋听弯把的留声机放的英语唱片，下午我们去玩，嘎啦姐姐从不参与。
后来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老嘟突然“有了先天性的心脏病”老嘟的父亲腿部“风湿关节炎复发”只能小步、小步的移动了，老嘟的母亲披着长长的头发，一脸的憔悴，当学校工宣队来检查嘎啦姐姐为何不下乡时，老嘟母亲十分“悲惨”的哀求着，结果嘎啦姐姐终于没有下乡，后来她们班的付衍鹏在瑞丽和景颇姑娘结了婚，参加修建了水电站，在那里扎下了根。
革命过去的10年以后，老嘟一家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常住了。姐妹俩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老嘟在摩根公司，他们的父亲经常和西点军校的朋友在草地上散步聊天。有一次，嘎啦姐姐和她们的母亲回国探亲，母亲的长长头发早已剪短，人很精神，还画了淡妆。她们给我带来了老嘟和她先生在夏威夷渡新婚蜜月的照片，照片上的老嘟美极了，脖子上挂着长长的花环，依偎在一位戴眼镜，长得很秀气的先生身旁，背景有篝火，有当地的穿着草裙的土著。她的母亲告诉我，老嘟的先生是中国留学生。照片中神采奕奕的她丝毫看不出“先天的心脏病”痕迹。
历史的变革和人们对革命的期望，目的总是要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我想老嘟一家的生活品质是提高了，无论精神的和还是物质的，只是这个提高的机会却是在混乱的年代，父母费了苦心，用了躲藏的，无可奈何的机智储备下的。而我却和更多的人群一样，在这场荒唐的革命中仅仅收获了精神上的教训和启迪，物质生活的匮乏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倒退，以至于在今天还给我留下了许多定量供应的票证印象。
（四）乡下、海鸥、翠湖
地藏寺巷7号院子里的四棵树都长大了，有一年，桃树结了果，青绿的小毛桃，味道酸涩，第二年桃树又结果了，毛茸茸的，金黄色的，还是“黄金离核桃”呢！个子虽小可是味道却是甜甜的。还有一年，那棵铁树居然也开了花！还有那那棵棕榈树，长高了，高得使我们再也不能摘它的叶子，你用棕榈树编过小提篮和草蚂蚱吗？用10片棕榈树的叶子，对折、交叉、上下压抬，一会儿就可以编出一个漂亮的小背箩或者小提篮。用棕榈树的绿叶可以编一支活灵活现的黄绿色的草蚂蚱！只有那棵苹果树没有结果，原因是培植它的花坛太小了。
我也快高中毕业了，根据云大的安排，必须“系归系”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家从地藏寺巷7号搬到了青云街29号，也是一个四合院，但是面积小了，还是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公用，院子右侧一条小巷通到翠湖的东面。
嘎啦姐姐虽然没有下乡，但是我们却通过老嘟从她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瑞丽知青的趣闻，这丰富了我们的想像，我经常盼着也很想到那个广阔的天地去，去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稻香秋熟的环境中去浪漫，在一片迷蒙的憧憬中，艰苦和颓唐是没有位置的。
没有想到在我19岁那年，我真的有了下乡的机会，我作为市教育局派遣的知青带队老师，来到呈贡七甸乡，补上了我们这一带人特有的一段知青生涯。不能忘记那段生涯，尽管由于我的身份和知青不同，我有“盼头”他们没有“盼头”；我也许是“镀金”而他们也许是缓解国家的就业问题；我不必天天做农活，他们从第二年开始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使我和他们对农村的山山水水体验大不一样，然而，因为我年轻，我又不想有其他带队老师的矜持和舒适，很乐意溶在知青们的艰苦劳作中，有意的锻炼自己的意志，最终也有和他们一样的感悟。
真有那么浪漫吗？当我一连几天凌晨3、4点起床，夜晚11、12点才收工，桃着抢收的麦子快步在田埂路上时，汗水早已把那些心中的诗情冲刷得干干净净。累极了，我躺在田埂上看着蓝天白云，却是声嘶力竭的唱“兰兰的天上白云飘”；挥着“二齿”和农民们一起狡猾的斤斤计较的“干地”（即分片包干），却是想在艰苦中偷一份便宜；到猪圈里去除粪，晚上睡觉脱裤子才看见从脚趾到大腿根，密密麻麻斑斑红点，顿时浑身冒起鸡皮疙瘩，委屈得眼泪要掉；在秧田里听大嫂小媳妇说一些“荤话”才知道黄色笑话是用来解乏的；我们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到山上乱砍乱伐，和农民一样的愚昧；坐在火塘边听着大妈把“阑尾炎”说成“苤兰炎”那份朴素让我们大笑不已；没有菜吃了，用米汤泡饭，再烧几个红辣椒；我们溶进去了，溶在农民的贫困、愚昧、粗糙、落后中，也给他们带去了文明。这时我才知道，我听来的“趣闻”并不浪漫，甚至苦涩，是因为我们年轻，总把磨练化在了笑谈中。原先说好带队期限是6个月，临要“逃走”时突然又通知延长4个月！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我怎么也不可能在贫瘠落后中扎根，心中的希望就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在超出体力的负荷下，人的思想和意志受到了强烈的考验。听说另一个队的一名知青在写电影剧本，我去看了，果然洋洋洒洒几大篇，后来他到了社科院。还有一次熊熊的山火烧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据说在昆明都可以看见火光，起因却是一位知青郁闷到极点在山上抽烟，乱扔烟头引起的，后来这位知青也上了大学。正是因为我们年轻，消沉不会没落到深谷。
20多年过去了，回忆谈谈的来，思索谈谈去，历史的长河缓缓的流，把许多探索的石子冲刷到岸边，而那些重大的题材却沉溺在了河底，我们千千万万的人类也和西伯尼亚的海鸥一样，向往着温暖。10年前西伯利亚的海鸥探索性的飞到了昆明，年复一年，她没有被惊扰反而受到宠爱，她把自己的待遇告诉了她的朋友，她的孩子：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有一片祥和的园池。于是，她的朋友和孩子们带着“历史经验的借鉴”成群结队的飞来了，一住就是10多年！
翠湖的东面，永历帝、朱德、李公仆的碑和旧居已经修复；西面“洗马河”早已填平，陆军讲武堂遗址专供游人缅怀；西仓坡一段绿荫覆盖，花草茂盛的小道上，闻一多先生的墓碑静静耸立；文林街又是“文人如林”青云街还是紧连着“贡院”翠湖把历史定格了，翠湖依然年轻，绿色的基调贯穿了她的整个区域，任凭人们怎样的摆布，她总是要体现青春的热情，因为只有绿色的魅力才能衬托蓝天的深远。
无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在自然环境中，我们都很渺小，很渺小，所以回忆就不想揭示什么主题，也无法揭示主题，因为历史在沿革，自然在风化，我们总是只能想像未来，摸索现实，总结过去。在记录性的文字里尚能找到和现代人对话的空间，也许就是回忆的效果，就是我的欣慰。
是的，我们的父辈曾经年轻过，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的子女正在渡过年轻的时光。
有一次和一位同龄的朋友聊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看客，我们的足迹在这个时代里没有遗留任何痕迹，就这样匆匆走完很平常的人生。我对她的话基本同意，尤其对“看客”的提法觉得十分准确，而且发挥的认为，我们正是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看到了时代各个时期精彩的变异，用我们的童年纯真，青春热情，中年成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演变，以至于在接近老年的闲暇里有了一些可以回味的文字，甚至还感到似乎有一种使命，如果不把过去支离破碎的记忆捡起来，就对不住自己依托的那一段历史，不把“看客”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下来，一段完整的历史也许就会留下一些空白，也许史书的雄壮就是这些小小的回忆充实着光泽呢！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倚老卖老呢？还有点像我们的父辈“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了。
随着我的视线再看看走过来的路，留点现代人不知道的过去时代好奇的事，就是我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怀旧文字的初衷。
（一）庭院、井、二叔
我童年的时候，历史已经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进入了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因我正是“祖国蓓蕾”的年龄，再困难，国家也在呵护祖国的花朵，父母也要疼爱幼小的孩子，因此我是在长大以后才从课本里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艰辛。
我的家20多年来就在昆明的翠湖边迁移，这使我对翠湖四周的人文地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在翠湖东面的北门街一个拥挤的小院落，就在我家的对面曾经是李公仆先生创建的北门书屋，附近有一条坡路叫“大兴坡”就是李先生殉难处。北门街的另一端则是民国云南省长唐继尧旧居。
后来我随母亲搬到继父家，继父家在翠湖东南面的“尽忠寺坡”那是父亲祖上遗留的私房，颇有些“最后贵族”的味道，一幢三层楼的院落，坐南朝北是正厅房；院子正厅房里住着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二叔，一个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有姑妈一家。左厢房住着保姆王大嫫，是一位跟随父亲家多年的佣人，我觉得得她已经是管家的资格了。右侧是门厅，有一照壁；北面是高高的山墙，山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到开花的季节就盛开了一串串三瓣叶子的玫瑰色的叶子花，洒落在地上的花常常被我们捡起来用线穿了戴在头上，那时一定就要载歌载舞了，还要故意把花裙子旋转的飘起来，把一头黑黑的松软的发梢也旋转的飘洒起来，投入的去模仿故事里听到的仙女。
在山墙的墙脚有一口井，井的四周用粉红色的砂石铺就是为了防滑，砂石之外是碎石子，在碎石子的缝隙中央长满了绿色的青苔，这种绿在以后的岁月里已经越来越难觅到踪迹了。那口井的水很甜，很凉，我很喜欢在井旁打水玩，把栓着长线的桶倒扣着扔下去－－“扑通”！桶在水里只装了半桶水，赶快左一下，右一下抖动绳索，在摇晃中，桶下沉，盛满了水，然后再左一把，右一把，把绳索收完，一桶水就提上来了。
在我5、6岁时，公私合营了，国家没收了私房，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我们居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地藏”寺庙改造的，大殿和前厅隔成两层，每层房间的高度还有4米多，左右两排厢房，同院住了9家人。院子里有四个花坛，在“大殿”前面两个花坛方方两米，右边种了桃树，左边种了银杏树，前厅前面的花坛小一点，方方一米，分别种了苹果树和棕榈树。
最奇特的是改造成右厢房的厨房里居然有俄国壁炉！原来是到云大讲学的苏联专家留下的“文物”左厢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口枯井，被填得只剩高出地面的一节井围了。但是这口井却在我小时候读的民间故事里有记载，原来是张三丰在此处压住了一个妖精！我记得小时候当在书里居然看见我居住的“地藏寺”三个字时，我简直惊呆了！而且院子的左厢房角落果然有井！当时的惊喜使我如醉如痴，分不清传说和现实了。
后来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我们家又搬到翠湖的东面，也是一个四合院，却比“地藏寺”小，也有四个更小的花坛，却住了10户人家，且是清一色的“同一系”的老师。
我的二叔是一个终身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是一个典型的“遗老”肚子里的典故民俗不少，，他的昆明口音极重“学院”叫“学旺”；“盒子”叫“豪豪”；“哥哥”叫“高高”；“飞机”叫“分机”最为严重的则是把年轻的服务员称为“小姐”！要知道那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一概称呼都是“同志”“小姐”绝对是资产阶级的称呼！而且这样称呼非口音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为此，我的父母常常严肃的提醒二叔改口，而他总也改不了，我那时觉得他的“习惯”称谓很有趣。
国家没收私房后，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二叔仍然留在老宅，但是身份从“老爷”变成了房客，每月需要支付房租，保姆王大嫫也回乡下去了，洗衣做饭得自己解决。
二叔老忘不掉翠湖西面有个西仓坡，坡的东端是他和我父亲小时候的旧居。坡的西段是闻一多先生被枪杀的地方，据父亲回忆，那天的罪恶枪声他是听到了。西仓坡和甫甬道成“丁”字形道路交叉“丁”字的一横“丁”字弯钩的地方有一个茶馆，那是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聚会的地方，那个茶馆一直保留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翠湖的北面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大学。
沿着翠湖的西堤岸走过去就是民国时候的陆军讲武堂，二叔告诉我：翠湖一带的旧名字叫“洗马河”就是军队洗马的地方。翠湖南边有一个“劝业场”是专门买卖旧货的地方。翠湖的东面有个“逼死坡”坡头是明朝永历皇帝殉国的地方（现在已经有块碑了），而二叔对“逼死”的解释则是说，当年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时，猖狂地低空盘旋，在坡的中央扫射死了一群躲避不及的老百姓。坡脚有一宅院，朱德委员长曾在这里居住过。
由于有个三面环水的八角亭在翠湖中央，因此。翠湖也叫“海心亭”
（二）游戏、校园、革命
二三十米长的地藏寺巷里有14个院落，只有6号和7号院子是云大的教职工宿舍。而真正的“地藏寺”原址就是7号大院。地藏寺巷坐落在文林街，据说，这是取了“文人如林”的含义。在地藏寺巷的斜对面，有一条坡路通向翠湖，这条坡路叫“先生坡”是因为曾经住过誊写卷子和做考务工作的“先生”们而得名。顺着文林街往东走就到了云大右侧的“贡院坡”（贡院是旧时各州县考生云集的地方），下坡左拐就是云大的正门，再顺云大正门东走，就到了“青云街”这整个大道路含义就是“平步青云上贡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上了贡院平步青云。”
在如此文化浓厚的地带，我完成了我一生中最系统、最连贯、最长期的学校教育，而这段教育仅是小学水平！只有5年！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因闹革命而停课了，整整三年，在人生的游戏中，在孩子的游戏中，在我印象最深的地藏寺巷7号居所渡过了我的少年阶段。
除了住房外，我们的院子有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院子里9户人家，每家2－3个孩子，这个简洁的家庭结构在当时是少有的。偌大个院子只是10来个孩子玩耍，环境显得宽松多了。要“跳房子”地面方方50公分的石块就是现成的，不再需要画线条。厅房是寺庙改造，沿正厅还有木栏。二楼挑出了廊橼，恰好遮住一楼厅前3－4米的走道，即使下雨，也可以在廊橼下继续游戏。要跳“橡皮筋，在前后花坛的两株树上栓上橡皮筋，即使一个人也可以自得其乐。要玩“躲猫猫”带点“鬼气”的地藏寺恰好有许多躲藏之处。要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门厅就可以演出。同院的孩子不够游戏人数还邀约6号院的小朋友一起来玩。真是“宽广庭院，大有玩场！”
居住四合院各家的隐私会缩小到最小范围。我们的房子是砖木结构，木板隔音很差，稍微大的响声自然会“家喻户晓”我们同吃一缸水，全院只有一个水龙头，由于院子的地势高，白天还经常没有水，幸好水龙头下有原先寺庙留下的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大水缸，于是，每天晚上就放水积蓄，第二天，洗衣的，洗菜的都集中在水缸周围，各家的“衣食”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厕所在院子的东北角，不分男女，谁进去先吼一声“格有人？”然后进去插门自便。
云大的校园则是我们一群孩子的花园，在云大标识性的建筑物－－大水塔的下面有一片草地，四周是整齐的灌木从，贴在地上的是一圈兰草，围住了里面盛开的各种鲜花，我们常常偷偷去摘花。有一天刚摘了花就开始下大雨，我们被淋个透心凉，回来生病了，心里突然感到了惶恐，从此摘花行为才收敛了一些。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当时为了防止美帝侵略而挖的防空战壕和防空洞，因战事迟迟不发生，下雨天就积满了水，水里居然长出了小蝌蚪，这些甩着小尾巴，有黑黑大大圆脑袋的小家伙常常使我们乐不思归。最令人愉快的还是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们拎着小凳子就往云大跑，到了门口早有一大群孩子围在那里，眼巴巴的看着进门那些高高的石阶，而我们那时就最得意了，大声叫着：“我们是（云大）家属。”人群让出一条路，我们鱼贯而入，上了石阶回头望望门口的孩子们，总是优越感就翘尾巴了。
革命来了，我们突然也有了莫名的冲动，少年本能的逆反心理和创新的跃跃欲试驱使我们在地藏寺巷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条具有封建色彩的巷名取缔！改为“红旗巷”居委会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为，把我们请到会议室，要我们继续再对其他巷名提出更改方案，我们又建议：把“先生坡”改为“学生坡”理由是“先生”有封建残余思想，而“学生”是新思想的代表，要“破旧立新，灭资兴无。”云大的墙壁上、报栏上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操场上再也看不到大学生们跳集体舞的情景，而是一堆一堆的人在围着进行大辩论。高音喇叭里放着国际歌，那是“炮兵团司令部”的部歌，后来我们又听到歌唱麦贤得，那是“八。二三司令部”的部歌。就在云大后门马路的对面有云南民族学院，它基本和云大一鼻孔出气，它的后侧面就是陈圆圆的半月牙儿的莲花池，莲花池侧面是“八。二三”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正是“炮兵团”的死对头！后来“革命”形势逐步恶化，响起了枪声，要是我们听到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那就是“八。二三”来袭击了，要是听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就是“炮兵团”的大本营转危为安了。我会唱的许多老歌就是那时天天听高音喇叭，记得滚瓜烂熟的。
停课的三年过去了，革命还没有到头“复课”依然是“闹革命”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也要学农，还要学军。”在可怜的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中，我断断续续的学到了各个学科里面的“辩证法”真正各学科的知识却掌握得很少。以至于我一生羞惭，竟然只能到云大看看露天电影而不能“平步青云上贡院。”
后来，我常常忿忿的想：阿q革命，是因为赵太爷不让他姓赵，小尼姑不让他摸脸，吴妈不与他困觉，而我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原来那场“文化大革命”是“革”了我的“文化”命了！ （三）黑崽子、嘎啦姐姐、老嘟
历史的长河静静的流着，流着，而肤浅和愚昧却使我们在改变了正常生活规律的不正常的变故里热血沸腾，当全体人民都穿上了军装，扎上皮带，戴上军帽的时候，我以为我终于迎来了红旗飘飘革命回忆录里曾经描述的战争年月；当我看到父亲伏案用一块钢板垫着，握着一支铁针笔，在一张张蜡纸上刻出“战斗报”时，我以为我看见红岩中成刚的身影，以为那些满天飞舞的小报都是挺进报；当我看到，老师们把那张刻好的蜡纸用尺子包裹了两端，一端用图钉钉在桌子上，另一端用大夹子夹住当做手柄，然后用饱沾油墨的滚筒在蜡纸上一滚、一掀蜡纸，一张散发着油墨味的新鲜小报就出炉了了，我的配合工作就是拿掉这张小报，然后老师的蜡纸再放下、再滚滚筒、再掀起蜡纸每当看到这种极简易的“印刷机”印刷出的小报，我都会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智慧深深感动。最快感、最自豪的事就是到街上，在人群较多的地方出其不意的散发传传单，看着人民群众争抢飘飘洒洒的传单情景，我觉得我快成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了；在公共汽车上高声的朗读毛主席语录；在公园或街上临时围起圈子，跳一些以挥手和跺脚为主要动作的歌舞，我觉得我真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红小兵战士了！我们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挑剔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用批判的行动要砸碎不知怎么就对它有了深仇大恨的“旧世界”
无知在莫名的躁动，野蛮伴随愚昧而来。当我“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又不知道“鸿鹄”从哪里来又将飞到哪里去时，我的沸腾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纯真的孩子的心灵也同时遭到了的严重的，令人丧失自尊的伤害！
一天，二叔哭丧着脸来了，说“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祖传的字画被拿走了，两把檀香木的“太师椅”充公了，一副“化学”麻将（即质地很好的石头制品）也被扫了“四旧”了！还有家里珍藏的玉石珠宝首饰也被没收了！父亲安慰他：“算了，那些都是‘四旧’，拿走就拿走吧。只是你以后不要再说以前的陈词滥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因为解放前用过使女被革命小将揪出来了！再往后，父亲又因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被揪出来了！闹了半天，原来我们一家是“革命”的对象！原来“红卫兵”姐姐和哥哥们不准我做“红小兵”！我的革命斗志从此低落了，身份沦为了“黑崽子”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小伙伴们不再和我玩，有一次其他班的同学要抓我去“斗”我大哭，后来，出来几位老师和一些同学劝阻才得于幸免。以后得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这种恐怖的、野蛮的、愚昧的、人为的斗争和摧残、杀害了多少善良软弱的生命！使人性的尊严突破了耻辱的底线！
然而，在这种糊涂的局势中却不失清醒之人。
我的隔壁邻居一家四口，父母是外语系教师，大女儿叫“嘎啦”小女儿叫“老嘟”姐妹俩的小名怪怪的，据说那是因为父母是在和苏联专家共事的时候给出生的女儿起的名，我们院子里的苏式壁炉就在她们家的厨房里。我们太年轻，精力太充沛，革命以外的时间里还有许多闲暇，于是就大玩各种游戏，还养猫、养鸡。
“老嘟”比我大一岁“嘎啦”姐姐已经是师院附中高三的学生了。在各种游戏和经常的聊天中，老嘟总是会有比我们高明的主意和见识，而经常追寻这些明智点子或有趣话题的源头时，老嘟就很自豪的说到嘎啦姐姐，着实让我这个独生子女羡慕仰慕不已。嘎啦姐姐和老嘟直至革啊命结束也没有参加过”红卫兵“组织。每天她们姐妹俩的生活规律极强，停课那会儿，我和老嘟每天早上练毛笔字，嘎啦姐姐在里屋听弯把的留声机放的英语唱片，下午我们去玩，嘎啦姐姐从不参与。
后来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老嘟突然“有了先天性的心脏病”老嘟的父亲腿部“风湿关节炎复发”只能小步、小步的移动了，老嘟的母亲披着长长的头发，一脸的憔悴，当学校工宣队来检查嘎啦姐姐为何不下乡时，老嘟母亲十分“悲惨”的哀求着，结果嘎啦姐姐终于没有下乡，后来她们班的付衍鹏在瑞丽和景颇姑娘结了婚，参加修建了水电站，在那里扎下了根。
革命过去的10年以后，老嘟一家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常住了。姐妹俩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老嘟在摩根公司，他们的父亲经常和西点军校的朋友在草地上散步聊天。有一次，嘎啦姐姐和她们的母亲回国探亲，母亲的长长头发早已剪短，人很精神，还画了淡妆。她们给我带来了老嘟和她先生在夏威夷渡新婚蜜月的照片，照片上的老嘟美极了，脖子上挂着长长的花环，依偎在一位戴眼镜，长得很秀气的先生身旁，背景有篝火，有当地的穿着草裙的土著。她的母亲告诉我，老嘟的先生是中国留学生。照片中神采奕奕的她丝毫看不出“先天的心脏病”痕迹。
历史的变革和人们对革命的期望，目的总是要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我想老嘟一家的生活品质是提高了，无论精神的和还是物质的，只是这个提高的机会却是在混乱的年代，父母费了苦心，用了躲藏的，无可奈何的机智储备下的。而我却和更多的人群一样，在这场荒唐的革命中仅仅收获了精神上的教训和启迪，物质生活的匮乏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倒退，以至于在今天还给我留下了许多定量供应的票证印象。
（四）乡下、海鸥、翠湖
地藏寺巷7号院子里的四棵树都长大了，有一年，桃树结了果，青绿的小毛桃，味道酸涩，第二年桃树又结果了，毛茸茸的，金黄色的，还是“黄金离核桃”呢！个子虽小可是味道却是甜甜的。还有一年，那棵铁树居然也开了花！还有那那棵棕榈树，长高了，高得使我们再也不能摘它的叶子，你用棕榈树编过小提篮和草蚂蚱吗？用10片棕榈树的叶子，对折、交叉、上下压抬，一会儿就可以编出一个漂亮的小背箩或者小提篮。用棕榈树的绿叶可以编一支活灵活现的黄绿色的草蚂蚱！只有那棵苹果树没有结果，原因是培植它的花坛太小了。
我也快高中毕业了，根据云大的安排，必须“系归系”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家从地藏寺巷7号搬到了青云街29号，也是一个四合院，但是面积小了，还是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公用，院子右侧一条小巷通到翠湖的东面。
嘎啦姐姐虽然没有下乡，但是我们却通过老嘟从她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瑞丽知青的趣闻，这丰富了我们的想像，我经常盼着也很想到那个广阔的天地去，去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稻香秋熟的环境中去浪漫，在一片迷蒙的憧憬中，艰苦和颓唐是没有位置的。
没有想到在我19岁那年，我真的有了下乡的机会，我作为市教育局派遣的知青带队老师，来到呈贡七甸乡，补上了我们这一带人特有的一段知青生涯。不能忘记那段生涯，尽管由于我的身份和知青不同，我有“盼头”他们没有“盼头”；我也许是“镀金”而他们也许是缓解国家的就业问题；我不必天天做农活，他们从第二年开始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使我和他们对农村的山山水水体验大不一样，然而，因为我年轻，我又不想有其他带队老师的矜持和舒适，很乐意溶在知青们的艰苦劳作中，有意的锻炼自己的意志，最终也有和他们一样的感悟。
真有那么浪漫吗？当我一连几天凌晨3、4点起床，夜晚11、12点才收工，桃着抢收的麦子快步在田埂路上时，汗水早已把那些心中的诗情冲刷得干干净净。累极了，我躺在田埂上看着蓝天白云，却是声嘶力竭的唱“兰兰的天上白云飘”；挥着“二齿”和农民们一起狡猾的斤斤计较的“干地”（即分片包干），却是想在艰苦中偷一份便宜；到猪圈里去除粪，晚上睡觉脱裤子才看见从脚趾到大腿根，密密麻麻斑斑红点，顿时浑身冒起鸡皮疙瘩，委屈得眼泪要掉；在秧田里听大嫂小媳妇说一些“荤话”才知道黄色笑话是用来解乏的；我们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到山上乱砍乱伐，和农民一样的愚昧；坐在火塘边听着大妈把“阑尾炎”说成“苤兰炎”那份朴素让我们大笑不已；没有菜吃了，用米汤泡饭，再烧几个红辣椒；我们溶进去了，溶在农民的贫困、愚昧、粗糙、落后中，也给他们带去了文明。这时我才知道，我听来的“趣闻”并不浪漫，甚至苦涩，是因为我们年轻，总把磨练化在了笑谈中。原先说好带队期限是6个月，临要“逃走”时突然又通知延长4个月！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我怎么也不可能在贫瘠落后中扎根，心中的希望就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在超出体力的负荷下，人的思想和意志受到了强烈的考验。听说另一个队的一名知青在写电影剧本，我去看了，果然洋洋洒洒几大篇，后来他到了社科院。还有一次熊熊的山火烧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据说在昆明都可以看见火光，起因却是一位知青郁闷到极点在山上抽烟，乱扔烟头引起的，后来这位知青也上了大学。正是因为我们年轻，消沉不会没落到深谷。
20多年过去了，回忆谈谈的来，思索谈谈去，历史的长河缓缓的流，把许多探索的石子冲刷到岸边，而那些重大的题材却沉溺在了河底，我们千千万万的人类也和西伯尼亚的海鸥一样，向往着温暖。10年前西伯利亚的海鸥探索性的飞到了昆明，年复一年，她没有被惊扰反而受到宠爱，她把自己的待遇告诉了她的朋友，她的孩子：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有一片祥和的园池。于是，她的朋友和孩子们带着“历史经验的借鉴”成群结队的飞来了，一住就是10多年！
翠湖的东面，永历帝、朱德、李公仆的碑和旧居已经修复；西面“洗马河”早已填平，陆军讲武堂遗址专供游人缅怀；西仓坡一段绿荫覆盖，花草茂盛的小道上，闻一多先生的墓碑静静耸立；文林街又是“文人如林”青云街还是紧连着“贡院”翠湖把历史定格了，翠湖依然年轻，绿色的基调贯穿了她的整个区域，任凭人们怎样的摆布，她总是要体现青春的热情，因为只有绿色的魅力才能衬托蓝天的深远。
无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在自然环境中，我们都很渺小，很渺小，所以回忆就不想揭示什么主题，也无法揭示主题，因为历史在沿革，自然在风化，我们总是只能想像未来，摸索现实，总结过去。在记录性的文字里尚能找到和现代人对话的空间，也许就是回忆的效果，就是我的欣慰。
是的，我们的父辈曾经年轻过，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的子女正在渡过年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