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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感集故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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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当有人问起故乡,心里总不免茫然。

    故乡,是一个萦绕于心,意识却相对模糊的所在。

    故乡,那里有我最亲的亲人:年轻时性格暴躁老了又无比慈祥的老父亲及任劳任怨的继母、从小感情深厚却常常因观点相左而拌嘴的弟弟、乡下的姨妈和两个舅舅及他们的家人

    还有,山坡小路旁母亲的坟茔。

    故乡,是一个生我,却不养我的地方。从小到大,我就随父母四处漂泊,关于那片土地的记忆,如一面打碎的玻璃镜子,在岁月中里忽明忽暗地反射着光芒。相当长的日子里,我并没意识到,这些零星的碎片,其实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月10日,终于又踏上了这片久违的土地。8天时间,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行程紧凑,步履却是缓慢的。一路经过的那些地方,让我拾掇回童年和少年诸多的印迹,也很大程度弥补了多年亲情的缺失。

    跪在母亲坟前,点上香烛,一边烧着纸钱。姨父和大舅对我说,你要一边烧纸一边对她说话,这样她收到你的钱心里才高兴。他们说,上次我弟弟来这里,还让他们暂时回避,说是要一个人安静地和妈妈说说话呢,还在坟前唱了歌。

    我不想说话,并非无话可说,而是说不出来。我认为死人和活人之间,是可以用心灵来沟通的,母亲知道我要说的。当我想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喉咙有些哽咽。我对姨父、大舅和表妹们说,你们不用走开,在旁边就可以了。

    我对母亲说,妈,我回来了!

    突然泪如泉涌,毫无征兆地哭了。整整17年过去了,在她坟前,我竟然伤伤心心地哭了。小高跪在一旁,也跟着哭了。她说,看见我哭,她也忍不住哭了。她是第一次见我掉泪,后来她说,怎么我哭起来跟她一样呢?

    或许,这种情感,在心里已压抑很久,突然间释放了出来。

    我乡下的长辈们,他们都老了。

    见面之前,大舅已经无数次表达了对我这个外甥的想念,他对我的表妹们说,我想小峰啊!见他一面,我这辈子死都可以闭眼睛了!他的话让我感到愧疚。上次见他,是2000年回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匆匆一别,转眼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见我挎个照相机,大舅对我说,小峰啊,你给舅舅拍张照片吧,我死了好用作遗像。

    这话让人觉得怪怪的,他的眼神,却是平静、温和的。大舅一生苦命,受过的苦超出常人想象,直到近几年日子才渐渐好起来,但从他嘴里,却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言语,反倒是充满感恩,感谢我的母亲曾经给他的帮助,感谢我这个外甥对他的爱护,甚至感谢党和政府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后来发现,我乡下的亲人,他们是不避讳死亡的。我给大舅拍了照,也给姨妈拍了照,给姨父拍了照,还给他们乡下另外两位古稀老人拍了照。他们的眼神,都是平静、温和的,也是通透的,如夕阳西下,散发着金色的光华。

    几十年前,我的亲外公是远近闻名的地主。至今还能见到当初的大宅子,那长满青苔的宝坎、高耸的石牌、宽敞的庭院、窗户房梁上精致的雕花,无不显出当年的尊贵的显赫。外公是知识分子,却是个只知埋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的人,年轻时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员,在外挣了钱,衣锦还乡,回来买了块地,修了个宅院,还没享受几年,全国就解放了,这么稀里糊涂就成了地主。小时,记得那些当地的老人回忆,外公是个忠厚人。荒年时,他开仓放粮,救济乡亲。那些穷苦乡亲排着长队去他那里领米,有些人贪便宜,领了米,回家倒进盆里又来排队,他也不加辨别照给不误。外公因此得了个绰号:韦瞎子。就这样一个老好人,在后来文革运动中,却遭到残酷镇压,以至被活活饿死。由于生活艰难,外公不得不忍痛将最小的两个儿女送给别人抱养。大舅说,母亲抱养出去时“已经能拿起一把锄头了”幺舅抱养出去时,还在吃奶。为此,母亲恨了自己亲身父母一辈子。其实,母亲和幺舅,都去了很好的人家,两家人对他们都很好,尤其是母亲,后来还进了石油部门工作,生活最艰难得那些岁月里,除了婚姻不幸,她是几个姊妹中过得最好的,因此也时常给乡下的姊妹们许多帮助。母亲恨了外公外婆一辈子,死了,终于也埋在了故乡的土地,和她的父母永远在一起了。

    当年,白果乡有三个望族,吴家、陈家和韦家。相比之下,吴家比韦家和陈家要显赫得多,不仅有好几处宅子,甚至还有一个大大的宗族祠堂。而今,外公的宅院还算勉强保留了许多,而吴家的那些气派得多的大宅子,如今仅剩下一个高大的石头门牌。那高高的石牌上,还抒写着“忠厚培基”四个遒劲的大字,落款“吴克之”想必是当年吴家的某个最有威望的长辈题写。这令我无限感慨。徜徉在竹林掩映的残垣断壁间,我想象着他们当年的辉煌与气派。想起李白的一首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无论你当初拥有的一切是经过多少辈人的努力,上天要将他夺去的时候,一下就全夺去了,无论你心里有多大的冤屈,多大的悲愤都无济于事。变天了!乾坤翻转了!任何的反抗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这就是命运,谁也无法逆转的命运。

    在乡下,时间会突然慢下来。乡下的亲人们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原计划只回来四天的,结果一下就呆了八天。我也索性啥都不想,听天由命吧。当你慢下来,你会发现,时间也慢下来等你。人生就是赶路,快一点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终点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大舅家的上门女婿是个泥水匠,修这幢两层的房子,已经修了整整8年。所有一砖一瓦,砌墙上梁全是一个人完成。打几个月工,挣点钱,就回来买材料修房子,修一两个月,钱花光了,又出去打工挣钱,挣几个月,回来又接着修整整八年了,所有奋斗,都只为一个房子,房子还没完工,他们已经自豪地说:“明年,明年,房子就完工了,你们回来就有好房间住了!”

    我乡下的亲人们,就这样自强不息地奋斗者,吃苦耐闹的优良品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的两个舅舅和姨妈,他们的孩子是清一色的女儿,小时候生活艰难,穿的都是我和弟弟穿剩下的衣服。三四岁就开始帮着家人干农活,十二三岁就出去打工挣钱。每次见面,她们都说,二哥啊,我们要是像你那样有文化就好了。在工厂打工,没文化真的好吃亏啊,老板要提拔你做管理你都做不下来啊。可就是这些没有文化的表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纷纷回家要么在县城里买了房子,要么在乡下修了房子。而我这个所谓的有文化的人,至今还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我乡下的亲人们,他们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最以最接近生命本质的方式生活着。

    他们以自己想得到的最好的方式迎接我的到来,一大群人啥事情都不做了陪着你走家串户,东游西逛。坐在一起,家长里短地聊着各自的烦恼。长辈们抱怨子女态度不好,子女们委屈地诉说着父母老了不理解他们的想法。诸如此类,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四妹给姨妈买了双新的棉拖鞋,就把姨妈的旧拖鞋扔了,几十年省吃俭用惯了的姨妈为此大闹一场,将四妹的被子床垫统统扔在地板上,还拿着菜刀要抹脖子;大舅和姨父喝高了,在酒桌上就抬起了杠,姨父一怒之下扔下筷子就走了,六七十岁的人,耍起脾气还跟小孩子一样,全不顾这么多亲戚好不容易聚到一块我看在眼里,心里却并不着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这样。他们一喝酒就吵架,吵了几十年。这是他们的方式,看似矛盾深重,其实感情深厚。

    老家,哪怕走在县城,都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合江是个劳动力输出大县,这里的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外出打工的就很多,打工挣了钱,回来就修房子。看着乡下那一幢幢砖瓦结构的小楼房,还以为这里很富有,其实不然,这些都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街上,很多人依旧穿着破旧而过时的衣服,背篼是他们主要的负重工具,这样的场景在四川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了。

    茶馆里,常看到一些包着头巾的老人悠闲地打着长牌,长牌起源于四川,据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创,故长牌又叫“川牌”合江当地又叫“大贰”一般的长牌,传统川牌是用牛皮纸浸泡桐油制成,一般长14。5厘米,宽3。5厘米左右,牌面由红、黑椭圆点组成,规则据说类似麻将。在这里,打“大贰”的人远多过打麻将和斗地主的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的继父,也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外公,每次赶场,就牵着我的手,去茶馆里沏一杯茶,抽着叶子烟,跟几个老伙伴们打上一会儿。

    我没有见过亲外公,却对后来这个外公有很深的感情。那时,我想他老人家了,就偷偷溜上船,跑到他居住的那个小镇去玩。那时,合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轮船,几岁的我,个头小小,一出溜就混上了船。每次,外公都会高高兴兴地给我几分钱买糖吃。外公住的那条老街,铺着长长的石板,邻街房屋全是木结构的瓦房,长条形的门板,每天开门时,要将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关门时再一块块拼拢。街上有一个书摊,有很多我喜欢的小人书。我拿了钱,就跑去书摊看书,1分钱一本,五分钱可以看五本了,这让我感到满足。有一次,合江到榕山翻船了,据说淹死几十个人。爸妈以为我在船上,都急死了。恰好那次我没坐船,而是跟乡下表叔家的儿子一起,两个人一路扒车去了榕山,路上被货车司机发现了,气急败坏抓住我,却被公路边上干农活的农民起哄,说司机欺负小孩,司机悻悻地把我放了。还有一次,是在夏天,星期六下午不上学,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家,两兄弟从合江县城走路走到榕山,顶着炎炎烈日走了四个多小时,去榕山街上找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刘二哥”玩,那次也将爸妈急得够呛。

    合江的老街上,还有很多过去的老房子。看见这些老房子,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就这么一片片拼接连缀了起来。让我感觉温暖。才知道,原来,对这片一直以为只生我不养我的土地,竟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那天,给母亲上坟以后,原打算在大舅家吃了午饭就走的。大舅一家人却非要留着吃了晚饭再走,他们已把豆子泡好了,晚上做豆花给我们吃。在家乡,最隆重的款待方式,就是豆花饭。在家乡的每条街道每个饭馆,门前都有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地温着一大锅洁白嫩滑的豆花。跟北方人解释什么是豆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豆花饭是川南地区的一种大众食品,两三块钱一碗的豆花,配上免费的蘸水和米饭,简单清爽,吃得又饱又暖和。豆花不像豆腐脑那样的幼滑,是比豆腐脑粗些又比豆腐嫩些,用筷子可以夹起来,蘸上用酱油、辣椒、葱花、木姜油等调成的蘸水,入口即化,有股豆子的清香味,每一想起,就垂涎欲滴。因此,每次回到合江,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豆花饭。

    在大舅家吃完晚饭,天已黑。过江的渡船已经收工了。大舅家的房子还没修好,条件异常简陋,这对我这个对吃、穿都不讲究,唯对住讲究的人而言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午饭后,我就可以推辞掉的,但我实在不忍推掉那浓浓的亲情。

    晚上打地铺,铺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睡了一会儿,竟发现褥子上有一条十厘米长的虫子,把小高吓得一宿未眠。而我更是悲惨,大概水土不服,拉了一晚上肚子。

    我知道,对他们一家人而言,这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奇怪的是,在这样脏兮兮的环境里,他们无论大人小孩,都不会生病。他们的消化系统,早对此有了很强的免疫能力。想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这些城里人啊,其实不知不觉中,已经丧失了许许多多人类本应具备的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能力。

    大舅的女儿韦小华是个独生女。因为穷,大舅四十多岁才讨到了老婆。舅妈是个脚有点瘸的女人,家里实在吃不起饭了,就嫁到了大舅家,两个苦命的人相依为命转眼已生活了近30年。我的表妹小时候差点夭折,不小心吃了农村用来“打摆子”(疟疾)的药,人事不省,所有人都说不行了,多亏我母亲在医院有熟人,经多方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韦小华小学毕业的时候,交不起学费,大舅想让她辍学,我知道了,就给她寄了300元钱过来,这才勉强念完了初中。韦小华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孩子是女儿,名叫匡铃,已经8岁了。小那个是儿子,超生的,才一岁零九个月。下午五点半,我和小高按照他们的指引,沿那条田坎路去接她。他们向我描述了她的长相: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长头发。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喊她:匡铃!她哎地应了一声。就知道我是她舅舅,然后我就拉着她的小手回家了。匡铃跟我的女儿璐雅同年,却比璐雅矮半个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两岁时,她就用小背篼帮爸爸背砖修房子了。豆花做好了,没有酱油。大人就说,匡铃,去打酱油。我肚子不舒服,大人就说,匡铃,带舅舅去回龙湾买药!晚上,还为我们送来蜡烛。这让我心疼不已。这么小的孩子,本该被人照顾的,小小年龄,已学会了照顾别人。因此第二天早晨,我又专门送她去上学,也想顺便去看看她学校的环境。结果,大概是害怕上课迟到,在泥泞的乡间田埂路上,她走得好快,我根本跟不上她的步伐。

    匡铃的学校,教室是解放前吴家的另一个大宅子改建而成。去年夏天,政府发现有几件教室成了危房,说是推倒重建。结果经费至今没有着落。11个班只有5间教室,只要中间隔断一分为二,孩子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纵然如此,还是无法装满所有的学生。因此有一个班级干脆就在一个临时的搭建的简陋棚子里上课。在清晨飕飕的寒风里,孩子们开始了每天的早读。脸和小手被冻得红红的,却读得那么认真,我的心一阵抽紧。

    老师们见我拍照,认为我是记者,围上来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我听着,心里却感到难过。记者,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神圣的职业,是无冕之王,是正义的维护者。可是,我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所谓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默默地拍了一些照片,给老师们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地址、qq号。我告诉他们,虽然能力有限,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这时,表妹们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了过来。他们拦了一辆翻斗车,正好要去白米镇上的,大家都在等我呢。于是匆匆作别。

    公路,无法想象的泥泞。一路颠簸,忍无可忍,下车拍了几幅照片。这条已经修了14年的公路啊,真希望合江的县太爷们的小车能来这儿开一开。

    临别时,亲戚们送给我一大堆香肠、腊肉,还买了一大口袋合江的柚子,无论如何要我带走。满脸尘埃地作别了我的故乡,我的口袋里,装满了沉甸甸的情谊,还有我百感交集的愁绪。

    眼泪滴落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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