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荷兰大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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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使馆回来的路上，孙书堂对陶砚瓦诡秘一笑，说：老陶你可真行啊，工作都做到荷兰使馆了！听他口气，那幅字是陶砚瓦自己刻意安排的。
陶砚瓦心想，你越是怕人家这样想，人家越是这样想。干脆就回答说：范连登大使还真给面子，知道我要来就把我的字挂上了。只是那幅字是前几年写的，没有代表我现在的水平，太令人遗憾了。另外我也稀里糊涂，忘了朝他要荷兰盾了。
当晚，陶砚瓦想了一夜：这幅字是临时挂上的，还是挂了多时了？是使馆采买的，还是范连登的个人收藏？或者范连登根本就不知道其作者是谁，只不过是什么人随便挑选挂上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尚济民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会认为是陶砚瓦的设计吗？是陶砚瓦想出风头显摆自己吗？甚至是陶砚瓦与荷兰有什么特别关系吗？
想到这里，连陶砚瓦自己都感到问题严重了。
转念再一想：人家挂我陶砚瓦的字，是对中国诗词书法的尊重，我跟他们并无任何私交，也经得起组织调查，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调查，别人怎么猜想，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是庸人自扰！
上述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唯一不是可能而是事实的，就是那幅字真真确确挂在了荷兰使馆客厅。
实际生活中，有多少象陶砚瓦碰到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别人怎么想都不足论，只有一把手尚济民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可能再重提此事，他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此事，就象刚才他见到这幅字时候一样。
陶砚瓦越想越感觉没意思。就不再想自己的字了。他就想起当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被人一参，龙颜大怒。一条链子从湖州太守任上锁了，押回开封，动了大刑。可怜堂堂大文豪东坡居士，需这个求情，那个说项，弟弟苏辙还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恳求皇帝可怜：“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这才感动神宗，免其一死。但仍然脸上烙了铜印，发配黄州。
如今没有斩杀和大刑了，但另眼相看，划入另类，不予重用，坐冷板凳，还是很常见的。
而苏东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弟弟说是“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还有“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头一条是文字太轻率，第二条是行为不谦卑。
这两条罪状，放在中国历代包括当下任何有气节的文人身上，不都是常见的通病吗？可为什么有的人平步青云，有的人却被官场淘汰甚至丢了性命呢？
关键是掌握你命运的那个人是谁。他是欣赏你，容忍你，还是讨厌你、收拾你，才是决定你沉浮福祸的根本所在。文人再伟大，却往往是跳在台前的木偶，而跳成什么样，往往取决于后面那两只牵线的手。
陶砚瓦越想越觉无趣。他干脆连苏东坡也不再想了，就忧国忧民吧。
就想咱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近年在国际场合，反复在讲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传统。他们意图很明确，就是想让世界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是世界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溶入世界，而且我们决不是捣乱的，而是够朋友、讲义气的哥儿们：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这话讲得多好！不光讲得好，态度也特诚恳。但是世界听到了吗？世界听懂了吗？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必然具有一般动物的基本特点。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独处和群居的各种习性等等。人类组成社会，并非人类所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总是因为人太多了，觅食不易，于是就耕种，就为土地而打打杀杀，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只好就组成国家。有了国家，就需要统治，手段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需要政府、需要官员、需要法令来管理，一个是需要宗教、需要文化、需要思想来教化。这两个手段必须是吻合的，配合的，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了吃的喝的，人类还有了财产，但这些财产多寡不一，得来的途径也各有各法。大家就闹着追求公平正义。但折腾了几千年了，也没什么办法让大家普遍认可。
因为人的财产情况十分复杂。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权，有的人有地，有的人有公司，有的人有美丽的容颜，有的人有一肚子点子，有的人有一身手艺，有的人有一身力气，有的人有爹或干爹等等。
最重要的是人们获取财产的途径和手段也十分不同，有的让人们钦佩，有的让人们不齿。反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财产更多更多，也都质疑别人的财产是不是来路不明？人们想出了公平正义这样的词儿，但无论是谁说的公平正义也不能让所有人相信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最后还是为了各自的公平正义而打打杀杀。折腾了几千年，也没搞清楚怎样做到公平正义。
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种思想：把人分成若干种类，每个种类有每个种类的活法儿，各就各位，相安无事。你想改变活法儿，先努力改变你的种类。但是你要按着规矩来改变，不能破坏规矩。孔老夫子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但同时又有很多另外的说法出来：
老子等道德家和法家都认为把人分成不同种类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老子感觉只要人人按道德行事就完了，而法家则认为不管什么种类，该罚罚该杀杀才行。当然也总是有人感觉无论怎么分，总有高层中层下层，只有打碎这些分法，或者重新分，或者干脆永远不分！反正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人们也是有时相信这个，有时相信那个。包括统治者在内，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的。
孔夫子那一套当然有利于教化和统治，但不利于创新和革命。所以历史上就时而尊孔，时而反孔。社会希望秩序的时候，就请老夫子出山；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就把老夫子弄走。好在孔夫子早已作古，后人只是折腾他的牌位。这种情况看来还得持续一阵子，至少一两千年---只要到那个时候人类还在。
就这样海阔天空地想着、想着，陶砚瓦进入了梦乡。（未完待续）
从荷兰使馆回来的路上，孙书堂对陶砚瓦诡秘一笑，说：老陶你可真行啊，工作都做到荷兰使馆了！听他口气，那幅字是陶砚瓦自己刻意安排的。
陶砚瓦心想，你越是怕人家这样想，人家越是这样想。干脆就回答说：范连登大使还真给面子，知道我要来就把我的字挂上了。只是那幅字是前几年写的，没有代表我现在的水平，太令人遗憾了。另外我也稀里糊涂，忘了朝他要荷兰盾了。
当晚，陶砚瓦想了一夜：这幅字是临时挂上的，还是挂了多时了？是使馆采买的，还是范连登的个人收藏？或者范连登根本就不知道其作者是谁，只不过是什么人随便挑选挂上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尚济民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会认为是陶砚瓦的设计吗？是陶砚瓦想出风头显摆自己吗？甚至是陶砚瓦与荷兰有什么特别关系吗？
想到这里，连陶砚瓦自己都感到问题严重了。
转念再一想：人家挂我陶砚瓦的字，是对中国诗词书法的尊重，我跟他们并无任何私交，也经得起组织调查，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调查，别人怎么猜想，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是庸人自扰！
上述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唯一不是可能而是事实的，就是那幅字真真确确挂在了荷兰使馆客厅。
实际生活中，有多少象陶砚瓦碰到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别人怎么想都不足论，只有一把手尚济民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可能再重提此事，他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此事，就象刚才他见到这幅字时候一样。
陶砚瓦越想越感觉没意思。就不再想自己的字了。他就想起当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被人一参，龙颜大怒。一条链子从湖州太守任上锁了，押回开封，动了大刑。可怜堂堂大文豪东坡居士，需这个求情，那个说项，弟弟苏辙还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恳求皇帝可怜：“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这才感动神宗，免其一死。但仍然脸上烙了铜印，发配黄州。
如今没有斩杀和大刑了，但另眼相看，划入另类，不予重用，坐冷板凳，还是很常见的。
而苏东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弟弟说是“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还有“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头一条是文字太轻率，第二条是行为不谦卑。
这两条罪状，放在中国历代包括当下任何有气节的文人身上，不都是常见的通病吗？可为什么有的人平步青云，有的人却被官场淘汰甚至丢了性命呢？
关键是掌握你命运的那个人是谁。他是欣赏你，容忍你，还是讨厌你、收拾你，才是决定你沉浮福祸的根本所在。文人再伟大，却往往是跳在台前的木偶，而跳成什么样，往往取决于后面那两只牵线的手。
陶砚瓦越想越觉无趣。他干脆连苏东坡也不再想了，就忧国忧民吧。
就想咱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近年在国际场合，反复在讲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传统。他们意图很明确，就是想让世界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是世界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溶入世界，而且我们决不是捣乱的，而是够朋友、讲义气的哥儿们：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这话讲得多好！不光讲得好，态度也特诚恳。但是世界听到了吗？世界听懂了吗？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必然具有一般动物的基本特点。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独处和群居的各种习性等等。人类组成社会，并非人类所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总是因为人太多了，觅食不易，于是就耕种，就为土地而打打杀杀，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只好就组成国家。有了国家，就需要统治，手段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需要政府、需要官员、需要法令来管理，一个是需要宗教、需要文化、需要思想来教化。这两个手段必须是吻合的，配合的，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了吃的喝的，人类还有了财产，但这些财产多寡不一，得来的途径也各有各法。大家就闹着追求公平正义。但折腾了几千年了，也没什么办法让大家普遍认可。
因为人的财产情况十分复杂。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权，有的人有地，有的人有公司，有的人有美丽的容颜，有的人有一肚子点子，有的人有一身手艺，有的人有一身力气，有的人有爹或干爹等等。
最重要的是人们获取财产的途径和手段也十分不同，有的让人们钦佩，有的让人们不齿。反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财产更多更多，也都质疑别人的财产是不是来路不明？人们想出了公平正义这样的词儿，但无论是谁说的公平正义也不能让所有人相信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最后还是为了各自的公平正义而打打杀杀。折腾了几千年，也没搞清楚怎样做到公平正义。
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种思想：把人分成若干种类，每个种类有每个种类的活法儿，各就各位，相安无事。你想改变活法儿，先努力改变你的种类。但是你要按着规矩来改变，不能破坏规矩。孔老夫子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但同时又有很多另外的说法出来：
老子等道德家和法家都认为把人分成不同种类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老子感觉只要人人按道德行事就完了，而法家则认为不管什么种类，该罚罚该杀杀才行。当然也总是有人感觉无论怎么分，总有高层中层下层，只有打碎这些分法，或者重新分，或者干脆永远不分！反正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人们也是有时相信这个，有时相信那个。包括统治者在内，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的。
孔夫子那一套当然有利于教化和统治，但不利于创新和革命。所以历史上就时而尊孔，时而反孔。社会希望秩序的时候，就请老夫子出山；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就把老夫子弄走。好在孔夫子早已作古，后人只是折腾他的牌位。这种情况看来还得持续一阵子，至少一两千年---只要到那个时候人类还在。
就这样海阔天空地想着、想着，陶砚瓦进入了梦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