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高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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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等人离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会中书议事，突然门外喧嚷，有个尖细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驾至！”
中书左仆射刘先、尚书左仆射卫觊、御史中丞辛毗闻言，无不面面相觑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吗？他连祭扫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间会跑中书台来？赶紧整顿衣冠，出门相迎。
就见曹髦车驾驰来，小皇帝纵跃而下面色还有点儿泛黄，可是瞧那敏捷劲儿，却好象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进入中书台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询问了一番国事，随即说道：“诸相出京，中书唯卿等三人计议，恐事不易协也。当增补相位，使共执政。”以后再开会，秘书、门下的主官也一起来吧。
三人尽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台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书、门下事，且三相虽去，离京不远，数日即归，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国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违抗耶？！”当即下令，罢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职，命召陈群陈长文以接替之。
根据是勋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国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书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决权；同时若皇帝有所诏旨，则由秘书草拟，诏下中书，中书台也可以封驳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在封建时代那是理论上至高无上、无可制约的存在，是勋现在还搞不出真正“虚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职权，中书台或者群相也是无从制约的。
其一就是宫中之事，包括宗正、秘书、门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体事务，需要在中书和尚书备案，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任用囚人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儿，外朝无可封驳。其二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人事权掌握在吏部，但三台正副主官的人事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则吏部终究只是尚书台所属的二级部门，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则若皇帝连宰相都更换不了。那不是彻底的臣权压倒了君权吗？
尤其是中书台的主、次官员，他们本身就拥有对天子诏令的封驳权，倘若天子想要更换这三名官员，但是三人把着大印。你来一封诏我驳一封诏，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还说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说要扩大宰相班底，事关制度，这事儿中书是可以封驳的，但若直接替换执政比方说以陈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说了算。宰相无可拒绝。再说了，陈长文曾经当过吏部尚书，距离宰执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资格也足够为相啊，此非违反制度，越级提拔，宰相们其实没理由反驳。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实这也算是杀鸡儆猴谁让你先跳出来反对我的意见然后他再转过头来重提前议，让秘书、门下二监也参政为相。问刘先：“中书其准乎？”刘始宗脑门上冷汗涔涔而下，嗫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请秘书为陛下拟诏，行文中书……”
曹髦一摆手，便有侍从将一卷文书递给刘先“诏在此，可即批复。”
刘先心说原来你早有准备啊，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蓄谋已久，要夺我外朝之权归于内廷啊！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
皇帝若缺乏足够的威势和权柄，宰相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掣肘。但前提必须在制度、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垂涎你这位子的官僚们一抓一大把，随时逮着个错处就能够联名弹劾，逼你下台。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个冷不防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谋，外加性格相对软弱的，仓促之间，你们也拦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办啦。
果然刘先最终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实在不敢跟皇帝放对啊被曹髦逼着当堂批复。这边中书印章才一落纸，那边门下监刘放和秘书监崔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扫：辛佐治滚蛋了，如今四相议事。崔琰是彻底的自己人；刘放虽然意志不够坚决，终究屁股坐在内廷；刘先、卫觊那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还远未够班！于是莞尔一笑：“可矣。朕即与卿等共商国事。”
使门下、秘书入相，这只是崔季珪为曹髦谋划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扩大内廷的职权范围，趁热打铁，把很多原属中书和御史的权柄都转交给秘书、门下二省。虽说中书做制，但也不是中书台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关变更制度等事，还得宰执共商，如今四相会议，皇帝在旁边儿监督，对于权归内廷的条款，崔琰、刘放直接举手赞成，卫觊投了两回反对票，剩下几回也跟刘先似的，一路弃权，于是皆得顺利通过。
曹髦也不用中书做制了，直接秘书拟诏，当场写就，请中书用印。
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对照此事，如今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这里。是勋不禁觉得双膝有些微微打颤。倘若真与曹爽异地而处，估计当场就会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辅终究不是纨绔子弟曹昭伯，膝盖只是一哆嗦。最终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因为深入对比原本的历史和今日之事，虽有相似之处，其实差异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权妄为，不得人心，因此司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时代就遗留下来的老臣的帮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蒋济，做了司马懿的第一帮凶也深受第二代重臣们（比如说陈泰）的拥护。其次司马懿本身地位既高。声誉也好，即便没有曹爽一党作对比，同样是朝野归心的人物。第三，司马师时为中护军，实际掌握军权。
相比起来，其实自己更接近于司马懿当然啦，距离发动一场政变，彻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机，也没有足够动用的武装力量，所相侔者，唯声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来，固然名声没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挂着大将军的头衔，党羽遍布朝中，他秘书监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搞政变，光捏着一个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当初后汉宦官们搞政变，也得以尚书之诏唤来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奂统率五营士，才能对付得了大将军窦武。再说曹爽吧，桓范劝曹爽护驾前往许昌，召外兵以敌司马，前提就是他取来了大司农印信，方便调派物资，而曹爽手里有大将军印信，能够调动兵马。圣旨不是万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许愿，若无中央各部门担保、背书，都未必能够调得动一兵一卒。
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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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见曹髦车驾驰来，小皇帝纵跃而下面色还有点儿泛黄，可是瞧那敏捷劲儿，却好象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进入中书台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询问了一番国事，随即说道：“诸相出京，中书唯卿等三人计议，恐事不易协也。当增补相位，使共执政。”以后再开会，秘书、门下的主官也一起来吧。
三人尽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台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书、门下事，且三相虽去，离京不远，数日即归，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国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违抗耶？！”当即下令，罢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职，命召陈群陈长文以接替之。
根据是勋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国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书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决权；同时若皇帝有所诏旨，则由秘书草拟，诏下中书，中书台也可以封驳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在封建时代那是理论上至高无上、无可制约的存在，是勋现在还搞不出真正“虚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职权，中书台或者群相也是无从制约的。
其一就是宫中之事，包括宗正、秘书、门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体事务，需要在中书和尚书备案，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任用囚人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儿，外朝无可封驳。其二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人事权掌握在吏部，但三台正副主官的人事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则吏部终究只是尚书台所属的二级部门，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则若皇帝连宰相都更换不了。那不是彻底的臣权压倒了君权吗？
尤其是中书台的主、次官员，他们本身就拥有对天子诏令的封驳权，倘若天子想要更换这三名官员，但是三人把着大印。你来一封诏我驳一封诏，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还说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说要扩大宰相班底，事关制度，这事儿中书是可以封驳的，但若直接替换执政比方说以陈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说了算。宰相无可拒绝。再说了，陈长文曾经当过吏部尚书，距离宰执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资格也足够为相啊，此非违反制度，越级提拔，宰相们其实没理由反驳。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实这也算是杀鸡儆猴谁让你先跳出来反对我的意见然后他再转过头来重提前议，让秘书、门下二监也参政为相。问刘先：“中书其准乎？”刘始宗脑门上冷汗涔涔而下，嗫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请秘书为陛下拟诏，行文中书……”
曹髦一摆手，便有侍从将一卷文书递给刘先“诏在此，可即批复。”
刘先心说原来你早有准备啊，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蓄谋已久，要夺我外朝之权归于内廷啊！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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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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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其实自己更接近于司马懿当然啦，距离发动一场政变，彻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机，也没有足够动用的武装力量，所相侔者，唯声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来，固然名声没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挂着大将军的头衔，党羽遍布朝中，他秘书监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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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