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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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倒下了。
在跟随着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高官走过的道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又接着东窗事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位被开除党籍的原省委书记。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出生于农民阶级，没有一个不是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呵护下茁壮成长起来，为什么却在最后纷纷异化为人民和国家的公敌，为什么我们的高官总是如此的经不起“上刀山入火海”的考验？为什么我们的高官如此的高处无胜寒？为什么源于人民私权的公权力却会成为高官腐败的工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究竟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
当这批原来在我们眼里都是乖乖邻家孩子纷纷倒下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当事人，还是我们的社会舆论，都无不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口径，那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金钱和美女的面前失去了党性和纪律，在糖衣炮弹中没有了坚强的意志，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个人的人品和修养就成了人民经常追问的理由。这就是事实么？！这就是原因么？！不，这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被说了无数次的真实谎言，是自欺欺人。我不否认他们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成了他们腐败的缘由之一，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们腐败的借口，更不应当成为他们腐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体制，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把他们变成了权力孤岛上的弃儿，让他们在权力的漩涡里如鱼得水，是我们最终促使他们走向了我们的对立面。
马克思说过，我们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矛盾体，我们首先是自然性而后才是社会性。我们首先是具有其他动物本能的灵长类动物，而后才是有意识和思想的人类。西方也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七情六欲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天性，在这个欲望极度膨胀、各种物欲和性欲正凶猛地吞爵着我们心灵的社会里，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的身居要职的官员们都想成是圣人，毕竟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几千年才出一个，我们又怎能奢望呢？程维高事发后，有记者到了他原来任职的常州市访问时，那里的干部和民众都纷纷对此事向记者质疑，在他们的眼里程维高是一个好干部，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怎么可能被沦落为一个贪官呢？当得到记者的肯定后，他们才无不遗憾到“想不到他也会晚节不保”
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本来的程维高原可以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好官，可为什么从常州到了河北就也会水土不服呢？为什么一个常身居高位的人就越容易腐化呢？最近看了阎真写的一篇名为沧浪之水的小说，作者以娓娓道来的文笔和行云流水的故事，写出了一个原先空怀壮志、心忧天下千秋的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由一个普通职员到最后走上省卫生厅厅长的官场人生旅程，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现在官场文化。我们的官场，养尊处优高官们可以覆手为云翻手为天，无所不能，享用着这个社会提供的无限优待（从最低级的吃住用，到各种高级的享受，几乎无所不包，在自己的管辖内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而下属和社会的极尽奉承又无以复加地加剧了高官们对自己权力的欲望。文中的主人公池大为刚从研究生毕业的时也在坚守着自己的那份心怀天下千秋的高尚情操，对于官场上的种种腐败的现象也深恶痛绝，但在官场文化的作用下，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经受着人格的重重煎熬和灵魂的拷问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最终还是无奈地迫使自己也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也成了一位腐化了的大人物。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一篇善待官员文章中高呼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应当善待我们的官员“官员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不只是个人品行和修养的，更在于我们对官员的要求以及给官员设置的制度环境，使得他们经常身不由己的走向了腐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的，如果我们给高官们的权限是明确的，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大的；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起科学的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权力监督体制，充分的发挥社会舆论的人民喉舌监督作用，置一切公权力于阳光之下；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少了些走后门爱巴结高官的文化；如果我们在高官们刚刚犯错误的时候就拉他们一把，也许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腐败，也不会病得如此的深入骨髓。想当初，陈希同的事情暴露之前，我们的社会舆论不是及时毫无保留的揭发，而是还频频让陈希同不断地在出彩，高喊什么反腐倡廉。各种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装聋作哑，这实际上是无异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往者去亦，来者可追。值得幸运的是，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完善党内的民主监督”而最高院也在准备着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强调司法的公正。新的宪法修改也将继续关注着诸如“确立公民合法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同等的宪法地位”、“宪法法院的设立”以及“违宪审查”等问题。贪官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制、社会文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修养就可以弥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再高尚的人有了腐败的土壤和空气水分也会因此变质。我想，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法治，没有一个好的公权与私权的平等交流平台，没有一个好的权力制衡，程维高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前腐后继也就不会成为过去。
又一个倒下了。
在跟随着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高官走过的道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又接着东窗事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位被开除党籍的原省委书记。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出生于农民阶级，没有一个不是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呵护下茁壮成长起来，为什么却在最后纷纷异化为人民和国家的公敌，为什么我们的高官总是如此的经不起“上刀山入火海”的考验？为什么我们的高官如此的高处无胜寒？为什么源于人民私权的公权力却会成为高官腐败的工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究竟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
当这批原来在我们眼里都是乖乖邻家孩子纷纷倒下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当事人，还是我们的社会舆论，都无不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口径，那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金钱和美女的面前失去了党性和纪律，在糖衣炮弹中没有了坚强的意志，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个人的人品和修养就成了人民经常追问的理由。这就是事实么？！这就是原因么？！不，这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被说了无数次的真实谎言，是自欺欺人。我不否认他们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成了他们腐败的缘由之一，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们腐败的借口，更不应当成为他们腐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体制，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把他们变成了权力孤岛上的弃儿，让他们在权力的漩涡里如鱼得水，是我们最终促使他们走向了我们的对立面。
马克思说过，我们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矛盾体，我们首先是自然性而后才是社会性。我们首先是具有其他动物本能的灵长类动物，而后才是有意识和思想的人类。西方也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七情六欲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天性，在这个欲望极度膨胀、各种物欲和性欲正凶猛地吞爵着我们心灵的社会里，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的身居要职的官员们都想成是圣人，毕竟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几千年才出一个，我们又怎能奢望呢？程维高事发后，有记者到了他原来任职的常州市访问时，那里的干部和民众都纷纷对此事向记者质疑，在他们的眼里程维高是一个好干部，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怎么可能被沦落为一个贪官呢？当得到记者的肯定后，他们才无不遗憾到“想不到他也会晚节不保”
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本来的程维高原可以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好官，可为什么从常州到了河北就也会水土不服呢？为什么一个常身居高位的人就越容易腐化呢？最近看了阎真写的一篇名为沧浪之水的小说，作者以娓娓道来的文笔和行云流水的故事，写出了一个原先空怀壮志、心忧天下千秋的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由一个普通职员到最后走上省卫生厅厅长的官场人生旅程，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现在官场文化。我们的官场，养尊处优高官们可以覆手为云翻手为天，无所不能，享用着这个社会提供的无限优待（从最低级的吃住用，到各种高级的享受，几乎无所不包，在自己的管辖内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而下属和社会的极尽奉承又无以复加地加剧了高官们对自己权力的欲望。文中的主人公池大为刚从研究生毕业的时也在坚守着自己的那份心怀天下千秋的高尚情操，对于官场上的种种腐败的现象也深恶痛绝，但在官场文化的作用下，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经受着人格的重重煎熬和灵魂的拷问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最终还是无奈地迫使自己也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也成了一位腐化了的大人物。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一篇善待官员文章中高呼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应当善待我们的官员“官员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不只是个人品行和修养的，更在于我们对官员的要求以及给官员设置的制度环境，使得他们经常身不由己的走向了腐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的，如果我们给高官们的权限是明确的，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大的；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起科学的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权力监督体制，充分的发挥社会舆论的人民喉舌监督作用，置一切公权力于阳光之下；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少了些走后门爱巴结高官的文化；如果我们在高官们刚刚犯错误的时候就拉他们一把，也许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腐败，也不会病得如此的深入骨髓。想当初，陈希同的事情暴露之前，我们的社会舆论不是及时毫无保留的揭发，而是还频频让陈希同不断地在出彩，高喊什么反腐倡廉。各种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装聋作哑，这实际上是无异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往者去亦，来者可追。值得幸运的是，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完善党内的民主监督”而最高院也在准备着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强调司法的公正。新的宪法修改也将继续关注着诸如“确立公民合法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同等的宪法地位”、“宪法法院的设立”以及“违宪审查”等问题。贪官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制、社会文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修养就可以弥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再高尚的人有了腐败的土壤和空气水分也会因此变质。我想，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法治，没有一个好的公权与私权的平等交流平台，没有一个好的权力制衡，程维高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前腐后继也就不会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