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监狱里的秘密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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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据悉，此活动开展以来，效果良好，迟到的同学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12月4日武汉晚报）
华东政治大学两名女生告发批评政府的老师为“反革命”的事件尚未平息，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的师生们的“小天使计划”又出笼了。不过，与两位女生出自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的个人告密行为不同，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的学生们是驯服的“集体告密者”而且都是操控在班主任尤俊桥老师股掌之中的“集体告密者”——据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尤俊桥老师说，开展这个活动是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学风、班风建设。
不能不说，这位可敬的班主任“真是太有才了”尤老师这一班级制度的设计完全暗合了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于1785年提出的“圆形监狱”即全景敞视建筑的设计理念。在这种“圆形监狱”或曰“全景监狱”里，隐身在中央塔楼的狱卒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同时，由于囚犯看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便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就会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而在天才的控制者尤老师的班上，由于同时身兼“监视者”与“告密者”两大职能的“天使”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且每个学生既都是秘密“天使”（或曰“秘密警察”），又都是“守护对象”如此交织而成的隐形的监视与告密的网络将整个班级都笼罩于其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尤老师这一无形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之精妙比边沁的“圆形监狱”有过之而不不及。
至于尤老师本人，就是那位隐身在中央塔楼的唯一的狱卒。与边沁的狱卒相比，她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犯人们彼此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将长在自己头上有限的一双眼眼幻化成了“群众”头上无限的千万只眼睛，从而使自己从不间断的监控中解脱出来，以逸待劳，无为而治。她就象一只大腹便便的蜘蛛，蹲坐在蛛网的中央，踌躇满志于自己设计的完美，且带着“虐待狂”的心理欣赏着猎物在蛛网上从挣扎到最后终于变得驯服的过程。可惜（或曰可悲）的是，她的学生早已经驯服和纯洁得象“天使”一样了，竟然没有挣扎，也没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这无疑降低了她捕猎的快感。不过“活动开展以来，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班上开小差的少了，学习效率也提高了，迟到的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总而言之，学生们应得更驯服了，更听话了——这一成绩仍然是值得欣慰的。
话虽如此，尤老师天才的制度设计真的能“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么？答曰：只怕未必——它所制造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假的和谐罢了。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秘密警察”或“克格勃”的“白色恐怖”环境里，虽然能维持表面上秩序井然，风平浪静，甚至歌舞升平的局面，实际上却是剑拔弩张，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地狱”也都将“他人”视为“地狱”——时时刻刻生活在猜疑和敌对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人告发，也随时准备着告发任何人。于是，不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与互动关系被毒化了，而且每个人都会为求自保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将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原子化的个人”
出身地主家庭的妻子经常和我提起“文革”时期可怕的童年记忆。她说，那时她妈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每次和家里人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打开门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生怕隔墙有耳，被人听了去惹来祸端。如果将尤老师的天才设计在各个学校——甚至全国推行开来，只怕我们离第二个“文革”也就不远了。
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据悉，此活动开展以来，效果良好，迟到的同学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12月4日武汉晚报）
华东政治大学两名女生告发批评政府的老师为“反革命”的事件尚未平息，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的师生们的“小天使计划”又出笼了。不过，与两位女生出自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的个人告密行为不同，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的学生们是驯服的“集体告密者”而且都是操控在班主任尤俊桥老师股掌之中的“集体告密者”——据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尤俊桥老师说，开展这个活动是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学风、班风建设。
不能不说，这位可敬的班主任“真是太有才了”尤老师这一班级制度的设计完全暗合了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于1785年提出的“圆形监狱”即全景敞视建筑的设计理念。在这种“圆形监狱”或曰“全景监狱”里，隐身在中央塔楼的狱卒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同时，由于囚犯看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便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就会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而在天才的控制者尤老师的班上，由于同时身兼“监视者”与“告密者”两大职能的“天使”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且每个学生既都是秘密“天使”（或曰“秘密警察”），又都是“守护对象”如此交织而成的隐形的监视与告密的网络将整个班级都笼罩于其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尤老师这一无形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之精妙比边沁的“圆形监狱”有过之而不不及。
至于尤老师本人，就是那位隐身在中央塔楼的唯一的狱卒。与边沁的狱卒相比，她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犯人们彼此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将长在自己头上有限的一双眼眼幻化成了“群众”头上无限的千万只眼睛，从而使自己从不间断的监控中解脱出来，以逸待劳，无为而治。她就象一只大腹便便的蜘蛛，蹲坐在蛛网的中央，踌躇满志于自己设计的完美，且带着“虐待狂”的心理欣赏着猎物在蛛网上从挣扎到最后终于变得驯服的过程。可惜（或曰可悲）的是，她的学生早已经驯服和纯洁得象“天使”一样了，竟然没有挣扎，也没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这无疑降低了她捕猎的快感。不过“活动开展以来，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班上开小差的少了，学习效率也提高了，迟到的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总而言之，学生们应得更驯服了，更听话了——这一成绩仍然是值得欣慰的。
话虽如此，尤老师天才的制度设计真的能“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么？答曰：只怕未必——它所制造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假的和谐罢了。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秘密警察”或“克格勃”的“白色恐怖”环境里，虽然能维持表面上秩序井然，风平浪静，甚至歌舞升平的局面，实际上却是剑拔弩张，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地狱”也都将“他人”视为“地狱”——时时刻刻生活在猜疑和敌对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人告发，也随时准备着告发任何人。于是，不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与互动关系被毒化了，而且每个人都会为求自保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将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原子化的个人”
出身地主家庭的妻子经常和我提起“文革”时期可怕的童年记忆。她说，那时她妈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每次和家里人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打开门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生怕隔墙有耳，被人听了去惹来祸端。如果将尤老师的天才设计在各个学校——甚至全国推行开来，只怕我们离第二个“文革”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