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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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纔，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一个天纔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暧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二
歌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歌德堡。
然而歌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橕，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三
早晨从歌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纔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劈劈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决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懮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四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纔有可能。
五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蚌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六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纔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七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它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沈闷”；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一
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纔，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一个天纔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暧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二
歌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歌德堡。
然而歌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橕，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三
早晨从歌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纔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劈劈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决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懮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四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纔有可能。
五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蚌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六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纔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七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它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沈闷”；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