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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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
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锺楼,形体不像别的锺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锺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锺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锺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锺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o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锺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锺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纔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纔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o五年惊天动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o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前年黑龙江有一位读者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问我在被文化盗窃集团组织的威胁、诬陷、围攻浊浪中如何自处,我回信说:“读爱因斯坦。”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锺楼的锺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他在这锺声中怔怔地思考着宇宙的时间,于是,这间小房也就成了无限的空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而入。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有点过头,爱因斯坦的这处故居还应该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里的淡然方式更让人舒服。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纔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
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锺楼,形体不像别的锺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锺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锺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锺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锺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o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锺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锺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纔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纔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o五年惊天动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o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前年黑龙江有一位读者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问我在被文化盗窃集团组织的威胁、诬陷、围攻浊浪中如何自处,我回信说:“读爱因斯坦。”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锺楼的锺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他在这锺声中怔怔地思考着宇宙的时间,于是,这间小房也就成了无限的空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而入。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有点过头,爱因斯坦的这处故居还应该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里的淡然方式更让人舒服。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纔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